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制度框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以后，“民族”概念也得到突显并逐渐被广泛使用。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以及由此促成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使得那些由历史文化连结而成却不具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引起关注，也用“民族”概念指称、描述和分析。如此一来，“民族”概念便具有了多义性，民族群体的多样性随之突出。①随着此种现象的进一步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族”概念运用中的混乱。不过，在“民族”概念指称的所有群体中，最早形成并随着民族国家构建而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是本源性的，并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当然，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构建和今天的国家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刻。为了对此类民族进行针对性研究，根据其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具有国家形式并表现为国民共同体的特征，将其界定为“国族”并作为nation的对译概念的做法便日渐突出。②于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族”是“民族”概念多义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个专门性概念，专指具有国家形式并表现为国民共同体的民族，即“nation-state”中的“nation”。总体而言，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可不必有政治上的自治权及国家的形态，如过去的犹太民族是；而国族则必须有国家的实质，如中华国族是”。④ 从最早建立民族国家并塑造了国族的西欧国家来看，作为国民共同体的民族首先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逐渐凝聚成形，进而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定型并具有国族的性质，随后又在民族国家架构中丰富和重塑，从而具有特定历史进程所赋予的丰富内涵，蕴涵着应对社会历史进程中突显出来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而形成的各种机制，因此能够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如果将这样的民族等同作为历史文化群体的民族，便无法真正揭示其丰富内涵，进而会影响到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准确认知。国族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而是基础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国族的形成和历史演变进行全面梳理，尤其是挖掘并厘清国族内涵的社会政治机制，是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形成全面认知的必要条件。 二、国族的形成及其内蕴机制 国族与民族国家有机结合，互为表里、相互塑造，各自的本质都需要从对方那里寻找原因。民族国家需要从国族的角度加以解释，国族也需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证。民族国家在西欧形成后逐渐被广泛地接受或效仿，并逐步具有世界意义，成为一种典型的国家形态，进而被界定为人类国家形态演进的一个阶段。然而，民族国家的出现并不是出于创制特定国家形态的设想或考虑，而是在应对特定社会政治关系中具体矛盾和问题而进行制度构建的结果。 欧洲的历史尤其是国家发展史，深受罗马帝国的影响。“到公元前1世纪末为止，罗马已经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海湾和高卢地区”，⑤从而对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随着5世纪下半叶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罗马与野蛮世界(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的相遇”也开启了“西欧社会发展深刻变革的开端”。⑥从国家形态来看，“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西欧的广阔空间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一方面是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是凌驾于这些邦国之上的一统权威——教皇，罗马教皇成为整个西欧社会的无上权威。教皇把这些大小邦国联结而成为一统的基督教世界”。⑦于是，“整个西欧是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界，不须关防，只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每块领地上领主对农奴实行经济权、政治权和司法权。国王是许多贵族中的一员，他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他是贵族中的第一人，是一群贵族之首”。这样“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家’，只有‘领地’，这就是中世纪的状况”。⑧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王权、教权、贵族、民众成为了稳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并进行着持续而频密的互动。最终，王权一步步加强，由此形成的王朝国家得到巩固并日益集权化；同时，人口在国民化的基础上逐步整合，并朝着民族的方向演变。 王权的加强是历史的必然。首先，王朝内分散的地域性社会在上述因素的互动中逐步加强了联系，从而在王朝范围内促成了社会的整体化趋势。其次，社会在整体性加强以后需要一种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及相应的机制来进行管理，进而建立和维持秩序。因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正像王权依赖它们”。⑨ 王权的强化促进了王朝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也突显了王朝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特征。王朝国家构建起来的政治架构、相应的政治机制和行政体系、对社会日益加强的管控，以及在王朝国家框架内持续的经济和文化构建，对民众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对其形成了长期而强有力的塑造。一是促成了人口的国民化，表现为一个“化众为民”的过程；二是实现了国民的整体化，表现为一个“聚民为族”的过程。 王朝国家对民众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将王朝范围内的各种异质化的人口形态塑造成为国民，促成了人口的国民化。⑩王权的加强以及王朝国家通过法律、行政、货币、税收等方式在疆域内进行持续的治理，将王朝或王权与民众的关系突显了出来。民众在获得王权保护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国王的效忠和对王权的依附。而民众对国王的效忠和义务关系的增强，又使其对贵族(领主)、教会的顺从和依附关系受到抑制和遮蔽，从而塑造了民众的臣民身份。18世纪的《约翰逊词典》就对“臣民”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人处于另一人的统治之下，与统治者相对”，其所举例句也强调“臣民”对国王的义务。(11)而人口“臣民”身份的形成和巩固，则使人口在狭小地域中生存而形成的地域身份逐渐褪去，实现了“去地域性”，并导致人口社会身份的同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