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安全、文化反冲与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

作者简介:
罗纳德·F.英格尔哈特,Ronald F.Inglehart,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仇外民粹主义威权运动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非常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在解释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出现的这类逆全球化和逆现代化的政治思潮与运动时,本文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即生存安全感与文化反冲。作者指出,发达国家存在的实际收入下降与不平等加剧现象,加上大规模移民的涌入,使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生存不安全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反冲叠加,导致仇外民粹主义威权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愈演愈烈。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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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502

      一、引言:从“静悄悄的革命”到威权主义反弹

      生存是人类最底线的生活目标,它会支配人们的整个生活策略。40多年前,《静悄悄的革命》认为,把生存安全视为理所当然,会使人们对新思想更加开放,对外部族群更加宽容。①它会为新的行为规范开辟道路,这些规范事关性取向以及民主制度等一切方面。不安全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会鼓励威权主义反弹(authoritarian reflex),即人们倾向于紧跟在强有力的领导人后面,群体内部高度团结,人们严格遵守群体规范,并拒绝外来者加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人民经历了和平、空前的繁荣和先进的福利制度,生存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得到保障。这种空前高水平的生存安全,导致了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以前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相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既不墨守成规,也不专断,他们倾向于强调言论自由、民主化、环境保护、性别平等以及对同性恋、残疾人和外国人的宽容。

      不安全感则有相反的效果。在生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地方,人们仅仅生活在温饱线上。一旦物资极度匮乏,仇外就是必然的现象,如当一个部落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刚好只够维持它的生存而另一个部落企图进入时,就会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不安全感刺激了排外的威权主义反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所有收益几乎只惠及占人口10%的最富裕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经历着实际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的急剧降低。与此同时,大规模移民的涌入也助长了仇外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s)的兴起,如英国脱欧运动、法国国民联盟②和特朗普执政。这引发了两个问题:“(1)在高收入国家,是什么促使民众支持仇外运动?(2)为什么现在这些国家投票赞成仇外政策的人比几十年前要高得多?”本文对这两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

      首先,对仇外民粹主义威权主义运动的支持是出于对文化变革的强烈反抗。年轻的后物质主义出生群(birth cohorts)从一开始就支持环保主义政党,年长、生存安全感相对较低的出生群则支持仇外威权主义政党,这是一场持久的代际价值冲突。当然,除人口的代际更替外,在过去30年中,强烈的周期效应(period effects)也一直在强化对仇外政党的支持。这种周期效应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大部分人口的实际收入和工作机会得不到保障,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

      其次,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只能解释个人会支持仇外民粹主义运动的原因,而生存安全感的下降才能够解释现在对仇外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力度为什么反而比30年前更大。

      在某种程度上,后物质主义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从一开始,激进文化变革的出现就引起了年长人群和生存安全感较低阶层的反感,他们意识到自己曾经熟悉的那些价值观正面临被侵蚀的危险。因此,伊格纳齐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描述为“静悄悄的反革命”。物质主义者对这些文化变革的反应导致了这样的仇外政党的出现,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致力于再分配政策向工人阶级倾斜的左翼政党也因此被削弱了。此外,后物质主义者提出的非经济问题掩盖了经济问题上经典的左右之争,使人们不再关注再分配问题,而是转向关注文化,从而进一步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铺平了道路。

      二、仇外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兴起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促发了对倡导和平、环境保护、人权、民主化和两性平等运动的支持。首先表现在1968年前后高收入国家的政治上。二战后出生的那代人长大成人并开启了学生抗议的时代。随着人口中更年轻一代替代上一代,这种文化变迁改变了后工业社会。

      《静悄悄的革命》曾预言,随着后物质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将把新的非经济问题带入政治中,并因此减少社会阶级冲突。后物质主义者集中在生存安全得到更多保障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阶层,他们倾向于社会变革。因此,尽管传统上保守主义政党的支持更多地来自生存安全更有保障的阶层,但今天生存更安全的后物质主义者倾向于支持主张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政党。

      1.文化反冲

      从一开始,文化变革就引发了那些年长且生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人群以及认为熟悉的家庭价值观受到侵蚀威胁的人们的文化反冲。20多年前,我描述了这一现象如何刺激了对仇外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并且呈现了一幅与今天也有密切关联的画面:“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维度已经成为西欧政治极化新的轴心和基础。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出现了环保主义政党,对这些政党的支持主要来自后物质主义选民。当我们从物质主义者转向后物质主义者时,那些有意愿投票给本国环保主义政党的人口百分比急剧上升……纯粹的后物质主义者投票给环保主义政党的概率是纯粹物质主义者的5到12倍。”③

      德国绿党与共和党处于一个新的政治维度的两极。共和党人没有称自己为反环境党,绿党也没有称自己为亲移民党,但它们在这些议题以及其他关键问题上提倡相反的政策。一极反映了《静悄悄的革命》所描述的那种动态,另一极则反映了鼓励或支持仇外威权政党的威权主义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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