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9-0127-08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对民主政治产生影响，20世纪末以来“电子民主”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讨论话题。中国学术界对“电子民主”的讨论则主要始于21世纪，这与本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开始越来越显著地对中国政治生态发生影响有关。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民主实践，“电子民主”的效应具有两面性，既可能促进民主，也可能带来政治乱象，甚至是反民主的倾向。但“电子民主”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淡化了关于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争，为世界上现有的不同民主形式提供了可能形成的共识，例如“电子民主”可能以其参与性和协商性弥补选举式民主的不足①，并以此在选举式民主和参与式或协商式民主之间建构起更多的重叠部分，同时也提出了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例如“电子民主”所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和社会混乱是所有政府都必须谨慎对待的。作为正在来临的信息时代的新产物，“电子民主”逐渐成为21世纪政治哲学建构不可回避的话题。 一、什么是“电子民主” “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或简称为e-democracy)顾名思义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信息技术的维度，二是民主理念的维度，二者的结合创造出了“电子民主”的新型民主实践形态。 不过“电子民主”并不是这种新型民主实践形态的唯一表达，“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赛博民主”(cyber-democracy)和“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等都是广义的“电子民主”。实际上，学术界对“电子民主”并没有一个明确界定，但毫无疑问，信息通讯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例如新的公共空间和政治参与等是“电子民主”的关键。 巴里·海格(Barry N.Hague)和布瑞恩·洛德(Brian D.Loader)使用的是“数字民主”。他们认为“数字民主”指相当广泛的“技术应用，包括电视转播的‘人民议会’或公民陪审团，通过电子邮件进入电子讨论组和公共信息亭”②。大卫·F.J.坎贝尔(David F.J.Campbell)使用的是“赛博民主”，他强调“赛博民主”以IT技术为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来和民主发生关联，而IT技术“有助于创造公共空间的新形式和新质量”③。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则引用英国汉萨德学会的定义，指出“电子民主”与拓宽政治参与的努力有关，其方式是“通过新信息和交流技术使公民之间、公民和代表之间相互联系”④。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则指出，“电子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规模广大的集会”，其作用在于“预示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新的可能性”。⑤史蒂文·克里夫特(Steven L.Clift)从两方面来描述“电子民主”：一方面“电子民主”描述的不是未来的状态，而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即现有的民主形式与信息网络技术的结合，以促进“‘民主’参与”⑥；另一方面“电子民主”为公民和组织创建在线公共空间，即“创建一个公共表达、意见发展和责任制的场所”，使“观点、日程、个性、利益和信念可以动态地融合在一起”。⑦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电子民主”的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要素：其一，公共空间，即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空间，包括应用于已有公共空间和创造出新的公共空间。其二，交流，即公共空间是重要的交流平台，包括三个层面的交流：首先是日常生活层面的交流，主要是对具体事务的交流。其次是经济层面的交流，包括公民和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再次是政治层面的交流，包括公民之间、公民和代表之间，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交流。这三种交流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日常生活问题和经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从形式上来说，关于生活和经济问题的平等与公开的交流正体现了民主的含义。换言之，民主并不局限于对政治问题本身的讨论，它也包含讨论的形式。其三，直接民主或协商民主，即信息技术预示了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或协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即“电子民主”主要体现为参与式民主或协商式民主。如果说“电子民主”通过扩大公共商谈空间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古希腊城邦政治所体现的直接民主的要素，那么资本主义发展所区分开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的二分，则又被“电子民主”混合起来了，因为“电子民主”使人们参与政治讨论和政治实践的门槛大大降低。然而，“电子民主”所带来的直接民主与城邦政治的直接民主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规模巨大，任何一个“电子民主”讨论的议题都可能变成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其影响也变得难以预测和操控。城邦政治的直接民主参与所具有的有序性、可控性和可预测性在“电子民主”中荡然无存。 二、“电子民主”实践：一把双刃剑 “电子民主”在兴起之初是被寄予扩大民主参与，提高民主质量的厚望的，如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所指出的，“希望网络扩大公共领域，提升观点讨论的范围和公民参与的数量”⑧。具体而言，“电子民主”被寄予的厚望主要体现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由于直接的参与式民主适应的范围有限，即对于小的城邦、城镇适用，但对于人数更多的、更广大的地区则具有很大局限，所以现代民主主要采用的是代议制民主。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代议制民主“附着了一个非民主的过程：政治精英和官僚精英之间的讨价还价”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越来越多。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便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批判和修正。哈贝马斯强调“辩论(Argument)的共识”⑩，指出“公共辩论和协商是合理意愿形成的适当媒介”(11)。“随着电子传媒的兴起，广告获得了新的意义，娱乐和信息的不断交融，所有领域趋于集中化，以及自由主义协会和一目了然的地区公共领域的瓦解，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一次发生了转型。”(12)哈贝马斯已经注意到了电子传媒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而信息技术在20世纪末以来的突飞猛进，更是加速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商谈和协商借助互联网平台使新的民主形式成为可能，被许多学者称为“电子民主”的民主新形态被看作是弥补代议制民主缺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