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备受关注。《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尧典》《舜典》)，《左传》亦留下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忆(昭公十七年)，稍晚成书的《周礼》，①更是以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展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巨大热情。自秦汉以降，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最重要代表之“二十五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即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现代历史学于中国形成后，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篇幅。注重史实考订的史料学派自不待言，即便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也对制度倾注巨大心力。②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其中重要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称之汗牛充栋，殆非虚言。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纸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其中明确通过标举概念揭橥研究理路的，以中文世界而论，即有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刘后滨推动的政务运行机制研究、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以及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所持“结构过程”理论，等等。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对于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研究者之间还存在不少分歧。 对于百余年来的制度研究，无论是围绕某个制度专题，还是某个历史时期的制度，抑或某个研究阶段的制度考察，学界都已有为数甚多的学术史回顾。不过，这些旨在介绍研究进展的文字多为罗列已有成果，对于何为制度以及如何研究制度，则罕有论及。对后者的探求，显然更有赖于对制度研究理论方法的回顾与反思。因此，本文聚焦于前文所及制度研究理路，梳理它们的理论核心、酝酿过程及后续进展，进而以此为基础，尝试探讨各种研究理路的差异核心、优劣短长，以及未来制度研究当予留意的地方。考虑到政务运行机制侧重研究对象，而“结构过程”理论论及的乃是整个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并不限于制度，③故本文将目光瞄准“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及日常统治研究三者，希望本文的讨论，不仅可以为业已丰富的制度研究回顾呈现另一视角的观察，同时在理论方法上亦能对如何认识、探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提供些许启示。 一、“活”的制度史：从文本制度到现实制度 “活”的制度史首次提出是在2001年举办的“宋代制度史百年”研讨会议上，后以《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为题，于《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正式刊出。④在这次会议上，围绕新形势下宋代制度史研究如何深入，如何创新，学者基于各自领域提出不同取径，邓小南以“活”的制度史为号召，提倡研究贴近历史实际的制度史研究。 所谓“活”的制度史，按照邓小南的定义，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⑤这种研究理路，“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⑥由此可见，与基于史志及各种典章文献、着意于制度的结构、功能、等级、沿革等方面的传统制度史研究不同，“活”的制度史致力于探讨现实政治中实际运作的制度，这种制度并非静止的见于某一文本，也未必结构整齐、等级有序，而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制定者的设计和运作者的实施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尤其是后者基于现实效用和运作过程的考虑，不时会改变原初设计，使得制度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动和调适之中。 邓小南将目光越出文本记载而聚焦“活”的制度，与她对制度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关于什么是制度，邓小南在不少场合都有表述，其中以她为《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一书所作“前言”论述最为详细，兹引如下：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把制度与现实的关系作习焉不查的颠倒理解。我们以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则是个别出现、一时干扰且系偶发的。尽管全无实施成效，制度的存在却毋庸质疑。实际上，制度本身即是“规范”与“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所试图提供、试图规约的，基本上是行为的模式。而特定的官方行为模式在历史上究竟存在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曾经通过运行过程体现出来。在我们面对的——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而面对，或者是由于生活于其中而无从逃逸的——社会中，人群间的各类关系都可能被利用为、演化为、简约为类似于“交换”的关系。制度，不过是对于这类过程的引导、干预与约束；同时也是“人事”作用的结果。⑦ 可见在邓小南看来，制度的存在与否，端赖“它是否曾经通过运行过程体现出来”，没有付诸实施，没有在实施中产生效用，也就无所谓“制度”。因此，制度并非在现实政治之外客观独立地存在，而是依附于现实政治。只有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才是真实存在的制度，亦即“活”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