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早期的重建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积累和成长阶段。为未来发展计，它需要阶段性的总结与反思，评估以往的成绩与不足，厘清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目标和途径。 一、研究视角选择：从散点观测到聚焦政治议题 多年前，徐大同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提醒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著教材“各有所长，对教学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人们认识、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所启示。但大部分著作都带有哲学、史学的痕迹，政治学学科色彩不够突出”①。纵观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著，徐先生当年所指出的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相当突出。 诚然，中国古人没有学科分类意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成果——政治思想，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先天具有“整全”特征，这使得我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经常会陷入“失之过宽”或“失之过窄”的两难抉择。“宽”与“窄”之间的犹疑，固然与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相关，但更可能是由研究视角选择的模糊所造成的。事实上，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大多相同，但在不同的学科视角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由此产生出中国思想史叙事上的哲学史、经济思想史、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学科分野。 基于不同学科形成的特殊观察视角，会衍生不同的问题意识、讨论议题、思考逻辑，并最终形成不同的中国思想史叙事。中国政治思想史虽有明显的交叉学科性质，但究其归属，仍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这就要求该领域的从业者，不论出身哪个专业，有着何种学科知识背景，都必须首先学会并习惯于运用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萧公权先生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学之方法”②，就是这个道理。 选择政治学研究视角，其前提是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政治学的知识结构，有较高的现代政治学的理论素养，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头脑中先在地是政治学而非其他学科的问题意识。只有这样，研究者的思考才能不被研究对象固有特质所影响而发生观察视角的偏移。为此，我常建议非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年轻教师要将政治学知识积累和理论训练作为首要任务，鼓励他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要争取给本科生开设政治学原理的课程。 思想家对某个问题的思考和主张，以不同的学科视角观察，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同样是老子的“道”，哲学史的研究更关注其世界本源意义，其解读和叙述可能会围绕万物的生成机理，宇宙运动的规律等展开。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却应聚焦“道法自然”这一特性，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道法自然”这一基本政治哲学认知命题的内涵与意义，以及老子是如何从中推演出了系统的“无为政治”主张等问题上。更进一步地讲，基于政治学视角的老子思想研究，其重点是应完成从“道”(政治哲学)到“无为政治”，再到“小国寡民”的国家形态、“无为而无不为”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原则，以及以“用弱”为核心的权谋术等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史叙事。 不同的学科内含不同的问题意识，以不同的学科视角进入，会出现不同的问题锁定。一部以学科视角写就的思想史，往往会以该学科的某些核心问题将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串联起来，通过呈现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的特殊面相，展示思想之间的传承和发展线索。因此，上述的问题锁定，不仅应体现在个案研究中，也应该体现在研究的中心议题选择和宏观叙事上。需要强调的是，选择政治学的主要问题作为政治思想史叙事的中心议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排斥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重点关注的话题。天人关系、人性论、历史观等，这些古人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政治哲学议题理应进入研究视域，甚至成为政治思想史叙事的重点议题。但与哲学史不同的是，政治思想史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要揭示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其主要政治主张之间的关联性。这一关联性的呈现，不仅可以完整地展示思想家的思考过程，更可能使研究者就此获得对某政治思想做出评判的重要依据。因为思想家的思考在逻辑上的自洽程度、思想家为其政治主张找寻的理论基础或终极依据是否坚实有力等，都必须在对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中才能发现。 在以往的一些文章中，我曾多次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一直存在“主角错位”的问题。一些在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上可能很重要，但在政治思想史上可能并不重要的思想家长期占据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的主角地位，另一些很少进入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叙事，但理应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家，却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机会进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造成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起步较晚，自身积累不够，但也与研究视角选择的弱政治学化，甚至非政治学化有直接关系。 政治学视角下的问题锁定，不仅决定研究议程、线索厘定和叙事内容，还会自然地生成基于本学科的对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进行评估和取舍的标准，最终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能够摆脱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的影响，框定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二、基础性学术规范：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现代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其产生、存续和发展，都紧紧依托现代学术平台。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古人做学问有一定的联系，两者的规范也有通约之处，但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在概念界定、证明规则、方法运用等方面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学问不等于学术，刻意仿效做学问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虽可达到标新立异、彰显民族主义情绪的效果，却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