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社会学发展过程中，英国艺术社会学家詹妮特·沃尔芙无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早在1981年，她就出版了《艺术的社会生产》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艺术的社会性进行了论证。1983年，她又出版了《美学与艺术社会学》一书，对艺术社会学与美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英国艺术社会学家提亚·德诺拉看来，沃尔芙和美国的霍华德·贝克尔、理查德·彼得森共同为艺术社会学的艺术生产研究“设置了议程”①。德诺拉的观点颇有道理，在对艺术社会性的论证方面，沃尔芙确实和贝克尔、彼得森“殊途同归”。他们都揭示了艺术活动的集体性，反驳了艺术天才观念。就此而言，他们仿佛是天生的盟友。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简单。 1991年，沃尔芙从英国转到美国高校任职。这位在艺术社会学领域声名赫赫的社会学家，却没有机会进入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而是任教于罗切斯特大学的视觉与文化研究项目。换言之，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并没有接纳沃尔芙，她从英国的社会学学科转到了美国的人文学科。若沃尔芙和贝克尔、彼得森等美国主流艺术社会学家原本就是亲密无间的盟友，我们该怎样理解沃尔芙身份的这种变化？这提醒我们，他们之间的重要差别不容忽视，有必要在两者“同归”的基础上深入辨析他们“殊途”的一面。正是基于此，才可以理解沃尔芙对以贝克尔和彼得森为代表的美国艺术社会学的诸多批判。与此同时，在艺术社会学与美学的关系方面，沃尔芙的观点与以贝克尔、彼得森为代表的美国艺术社会学更是相差悬殊。就该问题而言，或许可以说，两者既是“殊途”，也不“同归”。 一、艺术生产的集体性与特殊性 在《艺术的社会生产》篇首，沃尔芙开宗明义地提出：“艺术是一种社会产品”②。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沃尔芙对艺术社会性的论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展开。在她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分析社会的最好方式③”，这是她心目中“最具解释效力和分析效力”的社会学④。 （一）外在社会历史层面的集体性：对个人天才的去魅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提出过这样一种关于艺术家的观念：“艺术家必须是非人的，超人的；他必须与我们人类拉开距离”⑤。换言之，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艺术家必须将自己孤立起来，远离世俗，甚至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人们的意识中普遍流行的艺术家形象。 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艺术家的形象并非一直如此。这种艺术家形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卢卡奇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家的孤立造成的。沃尔芙指出：“艺术家/作家/作曲家作为社会的弃儿，在阁楼上忍冻挨饿，这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观念。历史人物的特殊形式转变成一种普遍的定义。不难理解，围绕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自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关系的产物”⑥。换言之，现在人们常见的艺术家观念具有历史特殊性，而不是普遍的和永恒的。因此，在沃尔芙看来，对这种一般化观念的再特殊化，对这种超历史观念的再历史化，就成了对它进行“去魅”的必由之路。沃尔芙认为，艺术家之所以与社会分离，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思潮才兴起，新赞助体制才形成，这些都支撑了艺术家在社会中的孤立过程。因此，沃尔芙一针见血地指出，“‘托尼·克罗格尔问题’与其说是关于艺术性质的，毋宁说是关于资本主义的”⑦。换言之，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须回到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理解艺术家的定位变化。单纯从艺术的性质出发，我们无法将此认识清楚。 沃尔芙认为，在历史上，艺术活动曾与其他活动一样，都富有创造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他活动的创造性消失殆尽，相较而言，艺术则保留了较多的创造性，因此人们将它视为最后的“希望之地”，并将它与其他社会活动拉开了距离。在这里，沃尔芙依据的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它是一种富有自由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创造性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正如瓦兹奎兹（Vazquez）所指出的，艺术活动和劳动之间并无差别，因为两者都具有创造性：“艺术和劳动之间的相似性在于它们与人类本质的关系：换言之，它们都是创造性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类制造了表达自身的物品，这些物品为他们代言，并且揭示了他们的本质。因此，在艺术和工作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对立”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劳动越来越具有“非人化”的趋势，劳动者的个性也不再能从产品中体现出来，人们变得越来越像机器。而当时，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的工作尚未完全纳入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尚未完全被市场所主导，因此它“被视为生产的理想形式，因为它看上去是自由的，而其他活动则不是。艺术和工作两个领域潜在的相似性消失了，后者被削减成了其异化的形式”⑨。就此，西美尔曾指出，艺术家的个性可以在艺术品中呈现，而劳动者的个性则很难在其产品中体现，“参与生产的灵魂越多，具体产品中的灵魂越少”⑩。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艺术家和教会、赞助人、学会等传统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复存在，在19世纪的欧洲，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自由自在的，不受赞助人和委托限制的个体”(11)。因此，艺术性工作与普通工作之间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正是在这种语境中，“艺术家开始被理想化为从事非强制的、真正具有表现性工作的代表”(12)。但是，沃尔芙指出，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只是一种人类的建构和理想。其实，艺术家的工作并非完全自由自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他们受到了新赞助人的限制和影响。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根据艺术活动相对的自由性和创造性，将它建构成了与其他人类活动完全不同的一种活动。 沃尔芙指出，孤立的艺术家形象并不是一种永恒的、普适的现象，而是在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形成的特定形象。与此同时，孤立的艺术家形象也是人类有意忽略其集体性面相之后提纯的一种形象，而并非艺术家的全部事实。基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沃尔芙批判了“艺术天才”的观念，她明确“反对浪漫主义和神秘的观念：即艺术是天才的创造，超越了存在、社会和时间，并且认为艺术是一系列真实的、历史的因素的复杂产物(13)”。因此，沃尔芙指出，应该用“生产”观念代替“创作”，“生产者”观念代替“艺术家”，因为“这可以保证我们在谈论艺术和文化时，放弃或打消关于这个领域的神秘的、理想化的和完全不现实的观念”(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