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复古现象，可谓由来已久。早至上古殷商，经汉唐，到宋元明清，言必称古的现象非常常见，尤其唐宋转型以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认同基础。①每一民族的艺术之花必定开自于本民族文化之土壤，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复古现象亦是极为常见，巫鸿曾敏锐地指出：“复古是中国艺术中一个源远流长的机制，从三代的礼制艺术到晚近的绘画书法不绝如缕。”[1]TV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书则魏晋，画则宋元，既是学统，也是道统。古典生活中的人们似乎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继承前人的传统，解释古人的遗训，恢复往昔的理想。那么复古与创新，古人与今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如何理解？“复古”究竟要复到多古才算古？“古”的又何以就是好的？本文从时间观念的角度对古代与现代的本质不同展开讨论，揭示古代“复古”与现代“创新”观念的冲突所在。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传统艺术中的复古概念及复古现象进行梳理。 一、何为复古 《说文解字》里说：“复，行故道也。”段玉裁补充说：“故者，凡事之所以然，而所以然者皆备于古，故曰古，故也。”可见复古即复其故，也就是恢复其本来的样子。复古的前提在于有所中断，正在于失落了某种东西，才需要去恢复。所以任何“复古”的尝试都必须跨越年代和心理上的距离来重新亲近“古”的价值与品味，并将己身融入其中。[1]4李零也曾敏锐地指出复古实践透出一种“自觉”意识，其特征在于“失而复得、断而复续”。②那么是什么样的宗教、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为往后的“复古”探索提供了一个基础呢？巫鸿认为是祖先祭祀的信仰，祖先崇拜不但为“复古”实践提供了直接的场合（祭祀礼仪），而且也在普遍意义上规定了中国文化中“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1]4 《礼记·祭义》中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文锦释之曰：君子反思远古，追怀本始，不忘自己生命的由来。[2]考古发现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大量的复古青铜礼器是专为葬礼特制的“明器”。[1]10其动机应当是来自“返古复始”的观念，以此岸世界想象、推及彼岸也有祖先祭祀的需要，制作的复古随葬器物则被赋予了具体的功能性价值，在极为重视祭祀礼仪的背景下，类似于周朝青铜仿商朝，春秋陶器仿上古陶器形式等礼器的制作可以说是最早的复古实践活动。 此外，复古观念也深入到后来的文入画艺术创作及品评当中，文人画论中的复古现象俯首即是。“以李尝师吴生，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米芾《画史》）；“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赵孟頫）；“岂有舍古法而独创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他们纷纷以古为尚，以得古意自属。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文人所谓的“古意”并非一个固定的样式类型，而是一种可以自由阐释的理想概念。在前人阐释学书路径的时候也常看到“学古贵能变通”“古而能化”之类的说法，表示他们并非照搬古人，学古之目的乃在“变化”，在于重开“我”所理想中的古代之淳厚风气。这种复古乃是一种以复古而开新。 复古实践还不仅局限于此，在古代社会的其他领域也能看到一种复古原则的贯彻。如在制度建设的层面，宋人崇尚的“祖宗之法”体现着士大夫群体基本的认识与共识，新旧各派对此都相当热忱，共同参与着这种“塑造”的建构过程。③新旧党争的双方都可以引用“祖宗之法”的原则来攻击对方，因为宋人所谓的“祖宗之法”并非一个事先就固定好的条目，各方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灵活解释这个原则。本文认为这些亦是一种广义的复古实践活动。 二、复古现象的类型 前面提到复古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明显的“自觉”意识，它表现出一种刻意脱离当下的意图，当然，任何称得上是艺术的作品都会具有某种“意图性”，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资源相连，但仿古器物，都反映了对自身政治、社会及艺术目的的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是任何复古设计中的必然成分，这一前提性设问对艺术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1[16]由此，我们可以对历史上的复古现象进行类型模式的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礼仪、收藏、借古开新。 “礼仪”模式下的复古制作，主要在国家政治层面，其意义重在确立政治权力继承的合法性，如王莽的复古活动，一个克己复礼的儒生，以制作礼乐为重要方面，将汉代制度的设计推向理想极致。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复周公之礼，废汉武帝之礼，这对后世的礼制改革，包括唐礼和宋礼，在格局上和精神上都有很大影响。[3]63他根据《考工记》的文字描述而制作典型复古嘉量，以及根据古人留下的实物制作铜方斗、铜升等度量衡器，其制作之初是与礼制改革相配合使用的。后来宋徽宗大量制作政和、宣和礼器，以出土真器或金石著录为参考对象，开宋以来复古风气之源，这都和王莽的复古意义类似。 “收藏”模式下的复古活动主要在个人层面，意在凸显拥有者的高雅身份，以区隔于其他低俗阶层。关于对古物的好尚问题，柯律格有不少精彩论述，他对明代物质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敏锐地注意到往昔之物以及单凭其物理形态就能唤起往昔之感的物品，在古人的世界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他指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士绅精英作者的文字，绝没有涵盖明代物品的所有类型，与那些面向低端市场的著述，不仅表述词汇相异，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居家手册中通常称物品为“时样”，其意显然为“时尚的”，而这个词在文震亨的书中却并未见到。[4]83可见，文人土绅阶层对所谓“时样”多取一种拒绝的姿态。柯氏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关于“趣味差异”对维系社会和文化阶层所起作用的理论，非常巧妙地剖析晚明的社会结构。“对古物及其所包含的象征价值的拥有是对财富和名望的最佳体现。”[4]93柯氏犀利地指出收藏、好尚古物——这种看起来无功利的审美趣味背后的阶级性，另一方面，也是好古者对自身高贵身份的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