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以来，许多国家“重新发现了”国有企业是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有用工具，创立了新一代国有企业(Florio & Fecher，2011；Thynne，2011；Florio，2013，2014a；Bernier，2014)。从历史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一些国家纷纷建立国有企业的起因①，而80年后的今天，各国政府又不得不面对类似的情况(Florio，2014b)：美国、英国、瑞典、荷兰等经济体纷纷将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许多国家加强了国有企业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航空铁路等运输行业以及公用事业领域的主导地位②，特别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国际扩张和全球影响力提升趋势明显(Carney & Child，2013；Bass & Chakrabarty，2014；Reddy et al.，2016；Xie et al.，2017)。 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许多国家在危机爆发后重振国有企业可能仅是拯救经济的事后措施，有些国家甚至只是将其作为一种临时性应急手段(Szarzec & Nowara，2017)。尽管如此，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许多国家将国有企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有用工具。而在国有企业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几乎没有爆发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在事前就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这种稳定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如何看待这种稳定作用？虽然以前有大量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民营企业(Megginson & Netter，2001；Djankov & Murrell，2002；谭劲松、郑国坚，2004；宋立刚、姚洋，2005；罗宏、黄文华，2008；孔东民等，2014)，但人们对于国有企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反应如何却不甚了了。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考察了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周期中的投资行为及其反周期作用。 基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据，本文发现如下典型事实：非国有经济投资波动性大，且具有顺周期性；国有经济投资波动性小，且具有一定逆周期性③。非国有经济投资波动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国有经济投资则起到了逆周期调节作用。当经济进入衰退期时，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但国有经济投资增速逆势上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经济投资与一般预算财政支出的规模接近，而且前者的逆周期性甚至高于后者。 国有经济投资的宏观经济稳定作用主要来自其低波动性和逆周期性。本文认为，这源于国有企业不同于民营企业的如下3个特征：(1)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委托—代理”等问题较为突出以及“规模性反应时滞”，致使国有企业对市场信号相对不敏感，因而国有经济投资的波动较小：在经济繁荣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速低于非国有经济投资；在经济衰退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速不会大幅度下滑。(2)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度较高，具有相对较强的“政策意识”。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特别是投资决策在贯彻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上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政府也通过一定形式的干预，要求国有企业服从宏观调控的大局，这使得国有经济投资呈现逆周期性。(3)国有企业是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补充。当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响应力度高于民营企业；同时，国有企业是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到经济体系的重要载体，而且其可传导性高于民营企业。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发现，国有经济投资比重高的省份，宏观经济波动较小。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基于1952年各省份私营工业产值比重，构造了工具变量，发现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本文还估计了国有经济投资对拉动GDP的乘数效应，发现国有经济投资增加1个单位，将带动GDP增长1.24个单位，这再次印证了国有经济投资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作用。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系统分析了国有经济投资的宏观经济稳定作用。第一，从研究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角度来看，国内外文献主要围绕国有企业的绩效展开实证分析，大多认为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效率低下、盈利能力差，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Pescatrice & Trapani，1980；Atkinson & Halvorsen，1986；Hausman & Neufeld，1991；Ehrlich et al.，1994；Megginson & Netter，2001；Djankov & Murrell，2002；林青松、李实，1996；姚洋，1998；谭劲松、郑国坚，2004；刘小玄、李利英，2005；宋立刚、姚洋，2005；白重恩等，2006；罗宏、黄文华，2008；刘瑞明，2013；孔东民等，2014)，还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拖累效应(刘瑞明、石磊，2010)。这些文献主要是从企业经济责任视角，特别是从资产收益率(ROA)、销售收益率(ROS)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等短期绩效(财务)指标角度进行的“微观效率”分析，忽略了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属性(包括宏观经济稳定作用)所具有的“宏观效率”(刘元春，2001)。第二，从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因素角度来看，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但其中绝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忽视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投资也是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第三，即使有些研究涉及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稳定作用，但也只是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定位角度进行的规范分析(Putnin
，2015；刘解龙、唐未兵，1998；张宇，2009；刘瑞、王岳，2010)，很少有文献直接实证检验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刘元春，2001；王文成，2011；詹新宇、方福前，2012)。第四，从国外文献来看，由于国有企业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所占比重较低，故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也无疑被忽视。近半个世纪前，Snyder(1971)曾讨论过6个OECD国家国有企业投资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④。那时欧洲国家尚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大规模私有化浪潮的兴起，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变得无足轻重，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在西方文献中几乎是一个空白⑤。第五，有些文献虽然以国有企业投资为研究对象，但出发点在于论证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过度、投资效率是否低下(Bertero & Rondi，2002；Alesina et al.，2005；Chen et al.，2011；He & Kyaw，2018；魏明海、柳建华，2007；程仲鸣等，2008；唐雪松等，2010；张敏等，2010；钟海燕等，2010)，并没有考察国有企业投资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