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意蕴及其限度

作者简介:
李云星,王良辉,周跃良,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技术不仅关涉教育活动,也形塑、影响着教育理论生产。信息技术变革了教育实践形态,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表征认识论的新学校教育认识论,并革新着教育知识生产的逻辑,从而具有深刻的教育理论意蕴。技术内在目的的消解使得信息技术存在教育价值限度,技术二元性则内生了信息技术的教育限度与伦理挑战。面向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重建,需确立“人的生命成长”价值尺度,保持教育的开放性,以解决、回应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限度问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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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实践领域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新型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学校的教学方式、内容形式、组织制度甚至是整个教育体制。与信息技术对教育实践的深刻影响相比,信息技术对教育理论的影响则显得相对微弱一些。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界试图通过学术交流与对话,倡导“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顾小清、杜华,2019)。

       在开启信息技术时代教育学理论重建的道路之前,有必要首先回应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技术与教育理论的内在关联问题。假若技术与教育理论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历史或逻辑关系,则意味着这一倡议缺乏必要的历史或逻辑支撑,因此,内在关联问题的澄清将是重建的前提。二是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意蕴,即信息技术对教育理论的影响究竟在何处的问题。其所要回答的核心是,有了信息技术,教育理论会发生何种变化?这一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为重建提供方向与思路。三是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限度问题,这是对信息技术教育理论意蕴问题的逆向思考。不仅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意蕴决定着重建的道路与方向,信息技术的教育理论限度同样也制约着道路选择与方向确定。在通往理论重建的道路上,知道不能做什么(限度)与知道能做什么(意蕴),同样重要。

       一、技术与教育理论的内在关联

       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首先必须回归到技术与教育、技术与教育理论的内在关联问题上来,而技术与人和教育的关系问题又构成这一探讨的出发点。

       从技术与人的关系来看,一方面,技术是人的本质构成;另一方面,技术与人存在互构关系。技术哲学研究者吴国盛指出,与动物不同,人是一种无本质存在。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吴国盛,2001)。

       斯蒂格勒通过对东非人向新人演化即“人化”过程的研究发现,大脑皮层的分裂过程与石器工具技术的演变进化过程一致。考虑到石器技术进化如此缓慢,很难想象人是技术进化的发明者和操纵者。相反,可以假定人在石器工具进化中被逐渐发明(斯蒂格勒,2000,第156页)。换言之,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斯蒂格勒,2000,第167页)。在斯蒂格勒眼中,技术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作为发明者的技术同时也是被发明者。

       不论是作为人本质构成的技术还是技术与人的互构,都呈现了人与技术的深度关联。就与人的关系而言,技术与教育的功能同构性向我们敞开。康德曾有言,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在人的本质形成中,教育与技术一样,不可或缺,且发挥着类似的作用。现代教育中可塑性的概念与人的无本质性理解也存在一致性。可塑性可以理解为“未完成性”或”未成熟性“。杜威曾指出,人的未成熟性并不是一种缺点,反而预示着向“成熟”进发的无限可能。

       技术与人本质的关联决定了关涉人之发展的教育理论无法回避技术。技术与教育理论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向我们逼近。最新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表明,技术与科学以及科学理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技术在科学发展进程中扮演中重要角色。一方面,科学起源于技术(the technological origins of science),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全面形塑着现代科学(Hansson,2015,pp.26-112)。科学的技术起源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思维影响着科学发展,如机械钟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时间概念,蒸汽机为热力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科学发现的技术工具依赖,如哈金的新实验主义表明,技术工具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参与了科学发现,它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着测量、模型与制造(manufacture)三重功能;三是技术实验的基本程序或原则,如避免执行与解释过程中的错误、对照实验、参数变化、结果测量、随机等被科学认知实验完全继承(Hansson,2015,pp.4-9)。

       虽然Hansson讨论的更多是技术与自然科学及其理论的关系,但其思路却有助于发现技术与教育理论的深层关联。技术与教育理论的关联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展开:

       一是对技术与知识关系的理解影响着教育教学方法的认识。在古希腊时代,技术被认为是与知识无关的事物,因为技术涉及可变之物的制造,而知识则与不变的本质有关。因此,古希腊时代的教育理论很少提及技术,甚至强调技术是虚假的影像。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基于火把投射的光影被看作是表象,是不可信任的。火把与光影的内在关联以及洞外世界的“太阳”才是“教育目光转向”的目标所在。在柏拉图看来,知识的获得依赖于人类对表象背后理念的把握,理念即知识。理念的种子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只不过人出生之后遗忘了,因此学习即是回忆。而把握表象背后理念的方法主要是内省、反思与批判,所以古希腊时代的学习方法强调沉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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