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9)05-0067-08 马克思作为骨子里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且在漫长的政治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提出的政治哲学虽然表现为“政治性”“规范性”和“革命性”等不同进路[1]，但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还是一种“革命性”进路。马克思既很好地继承了近代启蒙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追求自由解放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传统，又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和转变——从单纯的“政治解放”转向了普遍的“人的解放”，即实现了政治哲学从“政治革命”到“革命政治”的根本转向，从而开辟了一条政治哲学发展的“革命政治”新道路。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太阳报》的记者约翰·斯温顿早在马克思生前就采访他并撰文指出：马克思“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强大的作用”[2](P685)。 一、政治革命：市民社会的“政治平衡器” 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的最为标志性事件，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这一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却是由启蒙思想家们提供的。如卢梭提出的“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康德强调的“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主张的自由是绝对理性的“自我实现”等。为此，马克思甚至称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法国大革命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为理论武器和进军旗帜，实际地推翻了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作为一种由资产阶级政权从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革命”，“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3](P441)。由此可见，专治特权被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取消了，它消灭了市民社会所属的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统治的单纯的“专制性质”和“宗教灵光”，使资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权和政治自由。所以，政治革命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甚至是从一切普遍内容的假象中获得解放。在此意义上，政治革命也就是市民社会的革命，这一革命虽不是普遍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却使资产阶级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他并没有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财产自由。他并没有从行业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行业自由。”[3](P442)也就是说，政治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消灭宗教信仰和财产权，却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宗教自由和财产自由。“根本而言，政治革命是已经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政治权力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财产关系的法律改造。”[4](P50)所以说，在政治解放的意义上，这一革命确实确立了卢梭所谓的“人生而自由”的相关政治权利。对此，黑格尔曾为之欢呼，称法国大革命为“壮丽的日出”，甚至种下一棵自由树来作纪念。而对这一政治革命的巨大解放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P402-403)可以说，正是在自由、平等等政治思想的宣传和鼓动下，以启蒙思想引导的“政治革命”团结和组织了市民社会的各个阶层，一起反抗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从而成为市民社会的“政治平衡器”——“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P402)。 作为市民社会的“政治平衡器”，政治革命对于突破封建王权、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来说，毫无疑问是人类解放迈出的一大步：“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3](P429)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虽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但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它却是资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最高和“最后形式”。当然，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所实现和获得的解放，实际上只是市民社会自身的解放，或者说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还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更不是普遍的人类解放。也就是说，政治革命只是部分的或“纯政治的”市民社会的革命，它只是解放了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造成普遍的“人的”实际解放。在政治革命的意义上，市民社会仍然是普遍利己主义的领域。因此说，政治革命所推动的人类解放事业，在资产阶级时代，或者说在市民社会中达到了其最高阶段和最现实的表达。但这一市民社会的最高阶段和最现实的表达，根本上仍然囿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的自我运动中。也就是说，政治革命还只是一种观念的解放，或者说是一种观念的革命，它使人们摆脱了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统治，获得了一定的形式的自由和平等。说到底，政治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发出的“哲学通告”，它只是实现了人从人身的依附关系向对绝对性观念的普遍依附的过渡，而黑格尔却把这一过渡看作是人的“最后解放和自由的最终体现”[6](P185)。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黑格尔是想以“概念的革命”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以便使现实政治生活趋向于其普遍的理性观念，从而实现理性与现实的真正和解。但黑格尔这种极力想“通过概念超越概念”的思想革命，也只是达到了政治和自由的概念，仍然保持着政治革命的“概念的自我驯服”。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要做的“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特定的观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同抽象观念建立关系，把政治制度列为它的(观念的)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7](P19)。在此基础上，作为黑格尔的余脉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满口喊的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实际上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仍然是在追求观念的解放和精神的革命，仍然难以真正改变现实世界本身，而这也正是逐渐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不得不与之分手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革命之所以是不彻底或半截子的“革命”，主要是因为政治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是建立在市民社会普遍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基础上的。对此，马克思以小资产者和工人联合的“社会民主派”的政治主张为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5](P698)。由此可见，政治革命虽然自身涂上了迷惑人的革命色彩，但仍局限于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来缓和与协调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而不要求彻底改造和变革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两极对立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政治权力通过政治领域凌驾于市民社会(经济领域)之上，试图根据政治权力的原则组织和安排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臣服于政治权力统治之下。在此意义上，单纯的政治革命无非就是特殊东西与普遍东西之间的对立二分的最终极端化，它最终证明单纯的政治革命追求的所谓自由和平等的普遍性是虚假的，因为它表明，国家只有通过无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内容和脱离市民社会，才能实现自己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政治革命以单纯的“政治性”取代了市民社会的“丰富性”，以形式的普遍性掩盖了实质的特殊性。因此政治革命必然走向虚假性和不彻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