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价值和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文化冲突，已经成为当代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利益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这个问题不仅凸显了价值研究的重大意义，而且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价值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加以重新反思和定位。 一、价值思维与中国传统哲学 价值学(Axiology)这个正式名称来自西方哲学，特别是来自新康德主义者的研究和倡导。当代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者接受了该名称，并积极地加入了对它的探讨和建设。但这种“加入”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模仿和追随，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其中具有普遍性、公共性的问题，并以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哲学积淀作为背景，探索出一条更加适合当代语境的价值思维路径。 价值思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线索。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传统，着重以“天、地、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以构建种种关于社会、国家的伦理政治体系为目标来进行理论思考。历代各家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往往是诸如“道德”、“仁义”、“善恶”、“美丑”、“贵贱”、“尊卑”、“得失”、“成败”、“吉凶”、“祸福”、“性命”、“荣辱”等价值范畴，而不是传统欧洲哲学中最常见的“存在”、“实体”、“理性”、“经验”、“知识”、“真理”等存在论和知识论范畴。与欧洲哲学传统的主流相比，中国哲学更具有一种以价值哲学为主要线索的人本主义传统。 以价值观念的核心和最高形态——信仰为例。人们的信仰无疑体现着其价值思维，不同的价值思维造就了不同的信仰态度。一些西方学者以基督教哲学为根据，认为中国人缺少信仰一维。这种印象是将信仰与某种信仰方式即宗教相混同的结果。而在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中，实际上却将信仰与宗教区别对待，即把宗教仅仅当成某种特殊(并非唯一)的信仰形态，不自觉地奉行了一种近似“信仰高于宗教”的原则。以古老的中国文献《周易》为代表，在那里就确立了一种以“天”为最高信仰，以人为关怀对象，追求“顺天应人”的信仰方式。“天”和“天道”被看做是宇宙自然力量及社会人伦秩序的最终依据和最高化身，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最终根据和最高主宰。这种信仰认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易·系辞上十一》)“天”本身并不直接下达指令，而主要是通过圣人的言行来显现；人们从圣人、大人、君子的品德和业绩那里知道天的伟大，再循源遵本，用天的道理说明入世的成败吉凶，指导人的思想和行为。“天”从一开始就是、并且永远是与世俗的人、现实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理念和力量，却从未人格化为至高无上的神或上帝。这种逻辑意味着，在中国传统中并非没有信仰，而是有一种不同于神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信仰；这种信仰并未宗教化，但也不排斥宗教，而是将任何宗教的“神”都当做“天”之下的二级代表，给予接纳和信奉。正是这种信仰方式的包容性，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宗教宽容和“(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样式。不了解这种特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中华文化。 从学理上看，著名中国哲学史学家张岱年总结出“一天人、合真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中国思想家总认为，致知与修养乃不可分；宇宙真际的探求，与人生至善之达到，是一事之两面。穷理即是尽性，崇德亦即致知。”①用这种哲学教化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往往更重视事情的“应然”方面，并为此而积累了做人做事的丰富智慧和庞大的价值规范体系②；相比而言，则较少就事情的“实然”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追究和构建。正因如此，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曾长期停留于规范思考的层面，而缺少某些元理论的批判和逻辑化的清理，从而未能使早期的许多天才思想得以系统的验证和深化，更未能发展出相应的科学逻辑和分析方法。这导致在一向注重理性和逻辑的西方哲学面前，中国传统哲学未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甚至不曾被看做是一种“哲学”。比如，黑格尔曾慨叹说，中国人“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经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后来却“停滞不进”了。③当然，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价值哲学完全没有元理论层面的思考，更不意味着它的庞大价值规范体系缺少深刻的哲学逻辑。事实上，中国古代“一天人、合真善”的思维导向，就已包含今人看来某种颇为先进的价值理念。例如：在以伦理—政治哲学为主线的中国古代哲学中，一开始就达到了一种共识：人的存在和本性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因此对价值本质的理解，也就首先集中于对人的本性与价值本性的理解。儒家与道家为此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回答思路，二者之争是先秦哲学达到价值思维制高点的一个例证。 儒家学说以一种类似“属性说”的方式理解价值。例如，儒家内部一直在争论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并以此为全部价值观念的基础。在今天看来，无论最终判定人“性本善”、“性本恶”、还是“兼有善恶”，其前提都是把“善恶”当成了一种“性”，即存在者(人)自身固有的属性。它将善恶等价值概念与存在者的存在直接联系在一起，将对人性的解释从客观描述变成了价值判断。例如，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第九》)，荀子解释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显然，贵贱被当成与存在者自身构成因素(属性)相关的结果，但隐匿或回避了判断贵贱的真实尺度。这与西方曾流行的价值“属性说”具有一致性。“属性说”是把价值归根到底当做有价值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和要素，而不是把它看做某种关系中的现象。例如当代“属性说”以如下方式进行推理：既然人性是衡量一切对象的价值的尺度，那么人性本身必然先有价值。④这就如同既然我们能够用尺子来量度物体的长短，那么尺子本身一定先有“长短”。显然，这里混淆了生活中“长短”概念的两种涵义(一是描述性的，二是评价性的)，把价值尺度的存在与用它来进行评价所得出的结论当成一回事。因此，“属性说”也往往将价值判断当成与知识和真理具有同样效力的观念。这种思路延续了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