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抗逆力:教师增能赋权的路径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国秀,北京市人,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李冬卉,辽宁鞍山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教师增能赋权运动是全球新一轮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题,但推行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教师抗逆力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教师倦怠、教师离职等问题逐渐兴起的研究领域。对比发现,增能赋权与教师抗逆力都坚持关系论思维视角、主张内外因素交互作用、倡导资源联结的实践策略。由此看来,通过激活抗逆力实现教师增能赋权,不失为一种路径选择:观念上倡导教师内外资源对接,内容上兼顾内外保护因素协调,策略上推行导航与协商双线推进。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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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9)03-0058-07

       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之后教育部等五部委下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标示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的理念与决心。美国作为世界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教师赋权运动,至今还在推进中。中国教育理论界对教师增能赋权也有积极呼声,但落实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教师抗逆力研究与教师增能赋权思想高度契合,前者在实务领域的研究与探索极其丰富,其实践做法可以作为推进教师增能赋权的有益选择。

       一、教师增能赋权:理论呼声高,实践落实难

       (一)教师增能赋权思想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第二次教育改革浪潮。通过教师增能赋权促进学校改进,提升教育质量,成为这一轮改革的思想号角。“任何教育改革建议,不能忽略教师在其中所能贡献的智慧、判断与经验,唯有教师的主动参与,才是学校改革成功的关键。教师主动参与要求教师正视自己在教育改革中的主体角色,对自己的信念、价值、教育理想以及外在环境的挑战有所觉知和感悟,并愿意突破习以为常的教学现状,愿意投入课程和教学改革,否则学校改进和教学改革很难有实质性变化。”[1]这一理念得到广泛认同。

       1986年,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发表《国家的准备:为21世纪准备教师》研究报告,建议在教育改革和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让教师有更多参与并有机会做决定。1991年,受美国联邦教育部资助,相关学术团体发表《教师增能赋权与专业知识》《为教师有效增能赋权提高学校能力:基于小学困难学生的应用》两份报告。1992至1996年,美国教育研究会先后发表三份报告:《教师增能赋权与学校生态环境》《学校领导、阅读振兴教师、班主任的增能赋权与工作满意度》及《教师增能赋权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探究》。

       在实践中,美国当时主要从两个渠道实施教师增能赋权:第一,在政府与学校层面,推动政府简政放权,敦促学校权力下放,吸收教师参与教材编写、课程改进和评估决策,鼓励教师改革创新等;第二,在教师个人层面,帮助教师坚定职业信念,推动教师端正职业动机,支持教师完善专业知识,促进教师提升自我效能。有研究者指出:“教师增能赋权……作为过程,是指学校教师具有专业自主能力,能自我成长,解决自我问题;作为结果,指教师具有充分的专业知识与教学效能,拥有专业自主性与地位,能实施专业判断,负专业责任,能参与校务决策,并借此提升教师专业素质,增进学生学习,促进学校进步,发挥教育功能。”[2]

       教师“权”“能”的提升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既离不开教师个体的觉醒与解放,也少不了政治、经济、文化综合环境的改进与优化。应该说美国的教师增能赋权运动依然在路上。

       (二)国内教育界呼声很高,落实不易

       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势头强劲。提升教师动力,激活教师活力,以教师为龙头推进教育变革,日益成为社会公意。在教育改革中,真正解放教师的专业意识是改革的必要议题,即实现教师从操作者向专业者的转向,推动教师专业精神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各方改革者日益意识到,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教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根本性民生工程切实抓紧抓好。”[3]

       然而,教育实践中教师增能赋权的落实并不尽如人意,有学者给出了具体表现与原因分析。第一,迷思于心——应然抉择与实然困境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教师在课程观上的守持抑或转向;教师在决策权上的外控抑或自主;教师在专业权责上的顺服抑或博弈。第二,困惑于行——专业知能不足与科层管理的框束。具体表现为教师专业知能不足,缘于形式主义的制约;教师专业自主性阙如,缘于管理主义的钳制;教师工作超负荷,缘于工具主义的控压。[4]其结论是,“无论是教育权责部门还是学校与教师,在教师赋权增能的认知和行动上仍旧存在诸多问题,这影响了教师的知识发展、专业地位和决策权力的提升”。[4]教师增能赋权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甚至与预期还相差很远。

       教师抗逆力研究与教师增能赋权运动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二者在思想内核上高度契合:关注教师觉醒,强调激发教师力量,重视教师能动性与内动力的发挥,终极目标是通过解放教师撬动教育变革。所不同的是,当增能赋权运动流连于概念界定、意义梳理、理念澄清等抽象层面时,抗逆力研究依托于半个多世纪的心理学探索(心理学开始研究抗逆力始于20世纪50年代),已经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且形成了多种操作策略和干预模型。笔者认为,打通教师抗逆力与教师增能赋权的内在关联,借鉴抗逆力的操作策略和干预路径,是落实教师增能赋权的可行选择。

       二、教师抗逆力与教师增能赋权的相通与契合

       教师抗逆力研究源于抗逆力研究。抗逆力研究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源于心理学,经与社会学汇合,现已成为多学科关注的领域。增能赋权思想具有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多重维度:政治学维度体现在落实教师决策权,保证教师在教育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学维度体现在提升教师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心理学维度体现在教师职业胜任力与心理幸福感,是考量增能赋权程度的关键指标。内有心理指标,外有社会维度,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究教师能力的生成、权能的落实,是教师抗逆力与教师增能赋权共有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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