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9）11-0005-06 性格是行为主体对行为客体的态度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体特征。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的稳固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了的行为方式，构成人的心理面貌的一个突出方面，这就是性格。我们探讨孔子的教育性格，就是试图了解孔子以怎样的教育态度、教育精神、教育行为模式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去表达他对所处世界以及对生活挑战的总体态度，并从中探讨孔子赋予中国教育的伟大精神。 一 性格的形成是后天的。影响人们性格的形成有两个要素：一是社会的存在，二是个人生存的目标，这两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与激化促成了不同人的性格走向。我们探讨孔子教育性格的形成，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 孔子有句话，叫“三十而立”，但反映孔子30岁之前生活的资料却相当有限，我们只能借助这有限的几个画面来粗略地勾勒孔子教育性格形成的轨迹。 第一个画面，孔子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庭的清贫显而易见。其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1](P88)，正是家庭的多难投射在他幼小心灵上的阴影的表白。第二个画面，《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所谓“陈俎豆，设礼容”，乃是祭祀场景的模仿，儿童游戏的模仿往往是其人生志向的朦胧表达。孔子生活的鲁国是当年周公的封地，“周礼尽在鲁”的文化环境对孔子的耳濡目染，导致孔子幼年爱做的游戏又是另外一番天地。这两个画面的反差十分强烈：一个是祭祀典礼的排场之隆重，等级之森严，主祭者之显赫；另一个是家庭的清贫。强烈的反差给孔子心灵的倾斜当是十分明显的。孔子的游戏绝不仅仅是好奇心的流露，而更多的是羡慕心与向往心的流露。可以推论，一种追求地位显赫的人生目标已经在孔子心灵中形成，并且在其人生之初便开始指引其精神发展的方向。 第三个画面，孔子15岁时其母去世。就在孔子葬母之时，他了解到其父的身份及家世。这对于愤恨世事不公的少年孔子来说，“圣人之后”和“大夫之子”这两顶光环无疑是一针兴奋剂。但是，17岁时孔子参加鲁国季氏的一次宴会，却将他的这一幻想击得粉碎。季氏家臣阳虎以“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2]一句话将孔子拒之于门外，实际上也就把孔子拒之于贵族行列之外了。这又是一个反差强烈的画面，我们不能忽略了或低估了这件事对孔子人生的影响程度。孔子之所以会去赴会，他应该是在了解自己家世之后已自认为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反映了他对这一群体的向往，但上流社会却给了他极大的羞辱。这一羞辱于少年孔子是刻骨铭心的，尤其是对于“多能鄙事”所磨炼出来的孔子，他对这一羞辱是决不认命的。自幼潜藏在内心深层的要出人头地的意识借助这一事件再度激发，孔子便有了后来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1](P12)的强烈愿望。 为什么要“志于学”？张瑞瑶先生曾就“学而优则仕”引段玉裁的注解而指出：“（一）仕的古义为学，学的意思就是‘事其事’，即从事某种工作。训仕为做官是今义；（二）用仕与学区分做官与准备做官，始于孔子讲学的时代。”[3](P50)也就是说，在孔子那个时代，“学”的本义是“事其事”，即学习某种技能，后与“仕”区分，专指“准备做官”。综合这两层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志于学”有很明显的两个指向：一是立志个人奋斗，二是准备做官。既然父亲的招牌不能帮助自己，为了求得主流社会的承认，为了使个体在现实社会环境中能获得优越感，孔子立下了个人奋斗的志向。他决意要反抗社会强加给他的不公正的命运，他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等级社会中的强者，这就是孔子最初的人生志向。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对孔子以后在教育上坚持“有教无类”[1](P170)，坚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P181)，坚持“学而优则仕”[1](P202)等主张，就会有更为亲切的体会。 对孔子学习的关注，人们多忽视了一个环节，即孔子学习从吏的经历。孔子在20岁上下曾先后担任过“委吏”和“乘田”，即管理仓库和管理牛羊的工作，也就是“事其事”的学习。为什么要干这两项工作，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是为了生计。孔子19岁时结婚成家，养家糊口当是更为实际的问题。钱穆先生将此称为“孔子初仕”：“士族习儒业为出仕，此乃一家生活所赖。孔子早孤家贫，更不得不急谋出仕。”[4](P9)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目的，人们没说。我认为，孔子干这两项工作的真正目的是试图由吏而官，打通一条入仕的途径，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但结果孔子不满意。《孟子·万章下》中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这两个“而已矣”把孔子郁郁不得志的失望之情揭示无余。这个失望不是因为工资不高，而是因为从事这样的工作对于实现他的人生志向无益。也就是说，学习仅仅停留于实用技能的操练，为生计而努力，这不是孔子追求的目标。 那么，怎样的学习才是孔子所追求的？孔子向师襄学琴的事例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得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望如羊，如王四方，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这里的学琴，孔子对技巧的掌握应是很快的，但他并没有发出“而已矣”的感叹，而是在师襄数次要求“可以益矣”之后，执著地去探寻蕴含在乐曲中的“数”、“志”、“人”。也就是说，孔子的学习已经上升到对蕴涵于礼乐制度中文化底蕴的追求。这样，一个贯穿于传统文化中的神秘而富有诱惑力的“道”便朦胧地呈现在孔子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