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9）12－0044－07 教学论（Didactics）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与教学理论（Theory of Instruction）一样吗？它与课程论（Curriculum Studies）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一般都把教学论当成教学理论，虽然这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很大区别。教学（理）论与课程论均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但教学论是一门源于欧洲教育文化传统、尤其是植根于德国教育文化传统的教育学科，而课程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教学理论）则主要兴起于美国及英国的教育文化传统。我国教学论与课程论学者长期误读了源自西方两种不同的教育文化传统，致使关于教学（理）论和课程论关系的争论陷入了误区与僵局。走出这一误区和打破这一僵局需要从这两门教育学科所赖以产生的不同教育文化传统来重新认识它们，比较它们和研究它们，并在理解它们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建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的教学论和课程论。 一、教学论≠教学理论 要厘清教学论与课程论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区分教学论与教学理论，因为前者源于以德国为主的欧陆国家的教育文化传统，而后者和课程论则植根于美国及英国的教育文化传统。我国许多教育学者一般都把教学论与教学理论不加以区别，结果在讨论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关系时把教学理论也牵扯进去，其实美国并没有教学论而只有课程论及其下位的教学理论。 例如《教学论稿》一书中援引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里的话为依据，指出：“教学论或教学理论，英语为Didactics（又称Theory of Instruction），俄语为дидактика；均来源于希腊文δυδατυοco，即‘我教’的意思。”[1]这段引文对Didactics与Theory of Instruction未加以区分，因此，在汉语中也就把教学论与教学理论等同起来了。《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一书同样也没有把教学论与教学理论加以区分。该书在第五章“应用性教育学科的崛起”首先讨论了“教学论”（Theory of Teaching，Didaktik），认为“夸美纽斯以后的许多教育家也在教学论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洛克、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威尔曼、杜威等”。[2]从括号里使用的英文名称看，这本书也把教学理论当成了教学论。该书列出的教育家名单中把英国的洛克和美国的杜威都说成是对“教学论”做出了贡献，可见是把教学理论与教学论混为一谈了。《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一书，从书名（以及书中的内容）即可以判断作者把“教学论”纳入到美国教育文化传统的教学理论中了。但是，美国学者自己却并不认为他们也有“教学论”，甚至连Didactics这个词在英美教育学者的著述中也极少出现。 诚然，20世纪美国有了自己的教学理论。20世纪上半叶，杜威对教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泰勒也对教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大的课程研究组织即督导和课程编制协会（ASCD）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教学理论委员会”，掀起了一股教学理论研究的浪潮，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论著，如盖奇的《教学研究手册》（1963），希尔加德的《学习与教学的理论》（1964），麦克唐纳德等人的《教学理论》（1965），布鲁纳的《教学理论探索》（1966），等等。[3]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舒尔曼还研究了教学专业的知识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学科教学知识”（PCK）概念，推进了教学理论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在美国学者的眼里都只是教学理论而不是教学论。事实上他们在探讨教学理论时并没有沿用Didactics一词，而是使用了Theory of Teaching或Theory of Instruction。从20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美国教育科学的学术传统来看，教学理论研究部分是在课程论的学术传统里进行的，部分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紧密相关。例如，被誉为“课程评价之父”的泰勒，其代表作《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里的“教学”（原文为Instruction）是与课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课程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而布鲁纳在20世纪50、60年代主要研究了学科结构课程理论，与之相应的教学理论与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息息相关。 假如教学论与教学理论果真是一回事的话，那么美国教育学者对前者按理说不应当陌生。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些教育学者才第一次与德国及北欧国家的教学论学者进行学术对话，才算正式遭遇了教学论。说是“第一次”或许并不准确，因为19世纪下半叶许多负笈德国的美国教育学者早已把包括教学论在内的德国教育学说引进到美国，甚至在1895年还成立了全国赫尔巴特学会（此前在1892年成立了赫尔巴特俱乐部），但美国人进入20世纪后另辟蹊径开始了课程研究和教育心理学研究，却没有再关注德国的教学论。所以美国著名的课程论学者、《课程研究期刊》（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的主编（Ian Westbury）在2000年曾坦陈：“教学论（Didaktik）是思考教与学的（另）一种传统，这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无人知晓。”[4]因此，美国课程论学者与德国及欧洲国家的教学论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展开了一系列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