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范式建构三题

作 者:
高楠 

作者简介:
高楠,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高楠(本名高凯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中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

新时期以来40年,中国文学理论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中,在汲纳西方理论资源的过程中,走着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之路,并且已形成范畴、命题、方法、视域、阐释域、问题域各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成就。这类理论范式可以区分为认识论范式、实践论范式、文化论范式等。范式是理论研究规范化的规定,范式规定是在理论研究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它们分别有各自的基本范畴及研究方法。上述三个范式交互影响、交互构成又各有要领,代表性地综合地体现着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全貌。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9)-046-09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9.03.007

       延续性是理论学科的历史属性,延续的历史轨迹刻划着学科综合各种相关社会实践力量及理性力量的建构过程;而范式则是理论学科的延续性在历史轴线上的标志性刻痕。标志性刻痕所标志的是学科发展的系统化——惟有系统化的理论学科才具有学科的理论价值。提出范式这一理论标志的美国哲学家库恩特别指出理论范式的获得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学理论新时期以来40年的历史发展,通过各种社会历史力量的磨合、碰撞、交叉、融合,进入可以进行范式梳理与思考的阶段,并且可以进行范式性的发展趋向研究。通过中国文学理论范式特点、范式形成过程、范式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分析与阐释,揭示其得以生成的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相互作用的机制,这是充分体现着理论整体特色的机制,是中国文学理论特色性研究的途径。范式已不同程度地见于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研究领域,包括认识论领域、实践论领域、文化论领域、语言论领域、审美论领域等;而且,在更细微的构成性领域,还可以划分出不同层位的更多范式,如叙事论范式、生产论范式、功能论范式等。本文从代表性意义出发,对认识论范式、实践论范式及文化论范式进行研究,以求取样探幽的效果。

       一、认识论范式

       范式也被称为规范、范型、范例、构架、模式。这是对于理论构成性与构造性的结构学的解释与概括。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范式解释为具有该范式的理论的整体规定性。这种整体规定性是理论构成性的,包括理论信念、取得的理论成就、理论发展方向、路径、价值、标准,以及概念框架和方法论信条。库恩说:“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念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它们存在于教科书,课堂讲演和实验室的实验中。研究它们并用它们去实践,相应的共同体成员就能学会他们的专业”。①这是一个共同体式的规定性,加入到某一范式共同体的成员,接受着范式的整体规定,并在整体规定中分享理论共同体的资源,提供各自的理论成果。库恩概括范式的两个特征,一是“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这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二是,它们必须是开放性的,许多问题留待因被这类模式所吸引而不断组织起来的新的实践者去解决。这两个特征,简要地说,前者是已然凝聚的群体性成就,后者是依据这群体性成就进一步展开的群体性的科学研究。对此,库恩总结说:“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②本文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引入范式这一关键词,即它是在历史延续性中凝聚而成的理论模式,这是被群体性运用与追随的研究模式,它在进一步研究中被模式地群体性地运用——对这群体性,库恩称为科学共同体。他是把范式概念与科学共同体概念相互作用地共同引入他的研究的。伊安·哈金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四版《导读》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1974年的《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库恩再次强调《结构》中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一词是同时引入的。这些科学成就作为范例,告诉科学家该做什么,该提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才是成功的应用,以及‘范例式的观察和实验’。”③范式及其共同体规定性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历史延续过程,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是一个方向日趋明确的,不同对象的理解参与者对于对象的“完成行为”过程。④对不同理论范式的差异规定性,中国文学理论领域的一些学者不断地形成理论关注,并将之深刻地转入理论建构的总体差异性与创新性研究。温州大学马大康2010年就当时兴起的“文学生产”论研究对此前“文学创造”论的突破,进行了理论范式的意义揭示,概括出创造论与生产论两种不同的研究总体性,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相互抵梧的文学理念与理论范式。⑤马大康进行的这种由西而中的范式论的转化研究,对中国文学理论范式论的建构有一定的代表性。

       认识论范式是中国文学理论界最为熟悉又广有共识的文学理论范式。不过,由于这个范式的既成模式已以一种既在方式构架于大家都熟悉的那套理论之中,因此除了曾有过的由认识论到反映论的无关大要的争论,从而使之作为理论问题跃入研究群体的视野,它基本是处于一种潜在的随时在场状态,而这本身就已成为问题。因为新时期以来很多文学理论建构都与这个范式密切相关,都就它的规范性而来,它的潜在的随时在场像一幢住惯的老屋一样,被习以为常,因而看不到它的有待清理与翻修。

       认识论范式承苏联文学理论认识论范式而来,新时期的一段时间里被蔡仪、以群等学者进行转化、改造,系统化为教材样式,进入各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并据此引发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的文学理论高校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热潮。上百种教材在很短时间内推出,认识论范式因此定型为几乎是大一统的文学理论范式。这种范式一直有力地延续到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编并四次修订的21世纪全国高校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中。

       中国文学理论认识论范式的核心是文学功能论,认识论范式的各构成性规定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功能论的理论要点即认知——认知生活及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认识论范式把核心化的认知功能设定为它的研究对象——文学的第一位功能。认知功能的前提是文学创作者应该成为真理揭示者与守卫者,通往这一应该的途径便是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因此而深入生活,在生活源泉中提取真知,把这种真知予以文学表达的方法是现实主义为主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其他范式要点,文学创作论、文学方法论、文学构成论、文学批评论等,都围绕认识功能而各就其位。由此,形成一套专有的范畴、命题、阐释与论证。

       认识论范式对于文学认识功能的坚持,其有效性在于认识与生存关系的本原的合理性,即是说,不认识周围世界也就无法生存于这个世界。出于这一层道理,亚里士多德才倡导智慧,认为“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⑥人在生存的本原与原因中着落,认知因此成为生存的着落。这便是文学认识功能无可置疑的合理性。美国哲学家威廉·佩珀雷尔·蒙塔古认为,达到认知的途径是多元的,他提出了六种逻辑方法,但无论哪种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到实在性,即它必须是对于认知对象的实际所是的认知。⑦即是说,认识论归根结底解决的是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对象是什么的根据何在,对象是什么又何以由这样的根据而获得,何以这样的根据便是对象是什么的根据,以及何以由这样的根据所求得的对象是什么确实就是那对象之所是。因此,认识论范式的难题在于如何获取那生存的本原与原因,以及如何证实这本原与原因。进而,既然这本原与原因的获取途径不是确定的,它的证实又是难以确实的——这是亘古以来认识论不断纠结又答案不明的难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表示了哲学史“内在本性”的又需要不断探求的人类生存的“普遍的精神”;⑧那么,从文学理论角度说,如此结论悬疑的认识功能,何以就被推崇为文学的核心功能?由此引起的纠结与悬疑不断把认识论范式推入争论的漩涡;而且,这类争论,主要是来于这一范式的共同体成员,他们面对不断变化的文学对象及文学观念,切身地感受着理论压迫,因此不断地产生使之完善的冲动。同时,这也说明了任何理论范式对于它不断生成变化的研究对象,都只能是一种理论追随而不是简单的理论设定。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