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7-0011-12 早在2011年，麦肯锡公司在《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与生产力的前沿》报告中就指出，“数据已经无所不在，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组织以及每一个数字技术的使用者之中”，并且，“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数据可以创造非常重要的价值，包括提高企业和公有部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为消费者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①。到2016年，麦肯锡公司再次重申并强调了这一观点，即大数据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将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其指出，“五年后，我们仍然坚信这一观点，即大数据的潜力远没有‘夸大其词’。事实上，我们认为，2011年有关大数据的报告只是揭示了冰山一角。今天，伴随着数据及其分析手段的巨大增长，有关数据的应用和机会发生着相应的改变”，“改变的步伐正在加速”，“这一系列变革的趋势正在开启‘工业解体’，并提出全新的组织挑战”②。 在市场领域，大数据的应用已经较为普遍，从最初的“炒作周期”(Hype Cycle)开始进入“部署阶段”(Deployment Phase)。Matt Turck认为，“经过数年时间的发展，大数据开始从炫酷的新技术，发展到部署在生产中的核心企业系统”③，这意味着大数据实质上拥有了改变生产交往的能力，它正在按照自身的属性和特点重塑既有的生产流程和商业形式。在此基础上，麦肯锡公司断言，“引领趋势的前沿公司，正在利用其能力，以全新的思维方式解决业务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引入了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商业模式，这令整个行业感到意外”④。在大数据深刻改变着生产交往和商业形式的同时，这种“数据驱动”的模式也必然会波及整个社会，它预示着一种潜在的、革命性的变化正在发生，即“数据驱动世界”(Data-Driven World)的到来。 作为政治领域主要构成的民主治理，无疑会受到大数据带来的“数据驱动世界”的冲击。这一冲击将在何种层面、以何种方式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般而言，政治领域的应用要落后于市场实践，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大数据对于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影响，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基于此，研究大数据对于民主交往潜在的、革命性变革，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笔者将以政治领域的民主交往为对象，基于网络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区分，阐释大数据对于民主治理的革命性影响。 一、“大数据民主”的内涵与研究路径 如何界定大数据对于民主交往的影响，需要明确两个前提：第一，大数据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决定了在何种框架内探讨大数据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虽然这一问题并不直接指向“大数据民主”，但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第二，大数据区别于工业社会以及互联网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这决定了如何具体展开“大数据民主”的特殊性。这一问题直指“大数据民主”如何区别于既有的民主范式，打破有关民主实践的常规性认知，特别是工业社会民主交往及其补充形式——网络民主的局限。 其实，这涉及到区分网络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必要性。固然，理解大数据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从大数据的属性和特点出发即可，但是，因为在非生产领域，对于大数据革命性变革的认识还存在模糊地带，尤其是不少对于大数据条件下民主治理的研究，仍然延续了网络民主的范式，所以，既要从大数据的属性和特点出发，阐释大数据对于民主治理的改变，更要从大数据时代与网络时代的区分出发，说明大数据的不同之处以及它对民主治理的革命性影响。 (一)基于物质能力的民主交往变迁 如何理解大数据对于政治交往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民主治理的改变，目前还没有较为共识性的看法。在商业领域，对于大数据的革命性认知已经较为普遍，比如“工业解体”、“组织再造”、“数据驱动”、“智慧社会”、“信息社会”等概念，都承认大数据将带来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它不是简单地将工业社会的“产品”通过互联网加以扩散和传播，它是要再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一新的社会形态中，大数据具备自身的物质基础(即生产力)，重塑原有的生产流程和商业形式(即竞争力)，并波及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这是理解大数据时代的一个前提性认知。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将大数据界定为一种物质能力。作为物质能力的大数据，它的革命性影响将在两个层面展开：第一，生产层面，大数据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即大数据可以创造价值；第二，交往层面，“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大数据而发生改变⑤。 大数据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本质上预示着一场有关生产及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迁。正如戴维·博利尔(David Bollier)指出的，“社会的各个系统紧密相连，随着全新的软件工具和技术被发明出来，并用于数据分析，以获得有价值的预测和判断，一种全新的‘知识的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现实”⑥。这里，“知识的基础设施”(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能力。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⑦，因此，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能力，它的出现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和消费形式”。换言之，在既有的生产和交往形式下，新出现的大数据，必然会改变原来的“生产、交往和消费”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⑧，大数据正是这一带来社会交往变迁的物质生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