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编號]0874-1824(2019)03-0005-20 什麼是“文學理論”，長期以來，人們將之作為一個既定的存在，並沒有進行深入的辨析。從字面上講，是“研究文學的理論”，但實際上，屬於這一學科的文字多種多樣，涉及許多學科。它可以是“與文學相關的理論”、“依託文學而建立的理論”，甚至是“起源於文學的理論”，在許多情況下，被當成“文學理論”的只是一些包含有對文學的思考、甚至只是對文學研究者有用的材料。由此，圍繞“文學理論”的學科性質，它與文學間的關係、學科邊界，以及它的功能等一系列的問題，學術界曾展開一系列的討論，充分展現了這一學科的複雜性。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文學理論”呈現出多種面貌，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社會生活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因此，這種歷史的維度也應納入研究者的視野之中。 一、文學理論的性質 我們已經在習慣上認為，“文學理論”在西方是從古希臘開始的，而在中國是從先秦開始的，一些西方文論史和中國文論史都分別這麼寫。然而，我們過去很少進一步思考為什麽要這樣寫。我們認定，在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時代”，各大文明中都出現了一種後來被稱為“文學理論”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進一步追究：那時並沒有“文學理論”、“文藝理論”，或者“文藝學”的學科名稱，為什麼可以將一個後起的名稱運用到這一時期所產生的這些文字之上? 在伍蠡甫主編的《西方文論選》中，第一位入選的文論家是德謨克利特，他提出了詩歌依賴於情感，以及“摹擬”的思想。①大致在德謨克利特的時代前後，其他一些古希臘的思想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與文藝有關的思想。例如，畢達哥拉斯關於“和諧”的思想，及其與音樂的關係的論述，成為西方美學的源頭。在他們之後，到了古希臘的古典時期，文論思想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柏拉圖的一些對話中，有很豐富的美學和文論的思想，但他並不試圖對文學問題作系統的論述，而是在論辯的過程中展示一些對文學藝術的性質的洞察。在柏拉圖之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在美學和文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據研究者說，這部著作很有可能是亞里士多德的講課筆記，對當時在雅典極其流行的悲劇進行了研究，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門羅·比厄斯利評價這本書時寫道：“不管是在這本書，還在亞氏現存的討論美學與文學問題的其他著作(他還寫了一篇名《論詩人》的對話，但失傳了)之中，都不存在某種可稱為‘美學體系’的東西。但是，從這一為文學門類提供理論的傑出範例，特別是從亞氏隱含著的對柏拉圖及其他人的觀點的回答，我們可以為建立基本的美學理論合理地抽取一些有價值的建議。”②對於整個西方文論史，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也許是一個例外，雖談不上理論的體系，但對悲劇作了內容豐富而涉及面廣泛的研究。其重要的原因，與“學園”的講課需要有密切的關係。 除了這本書以外，我們很少看到系統的對文學進行論述的著作。在此以後，我們在普羅提諾的《九章集》、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中，都讀到一些有關文學藝術的精彩論述，但在這漫長的一千多年中，沒有人試圖構建系統的關於文學藝術的理論體系。甚至在文藝復興時期和法國新古典主義時期，也是如此。這幾百年裡，出現了許多對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的闡釋性著作，但系統的論述文學理論的著作仍很少。只是到了17世紀後期，才出現了布瓦洛效仿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而寫出的《詩的藝術》，並在此刺激下，在18世紀，歐洲各國分別有人寫作較為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如果我們將一部西方文論史，只是局限於系統的關於文藝理論的論著史的話，那麼，這樣的歷史，就會寫得很單薄，而且不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由此，我們處於這樣一個矛盾狀態：寫作文論史，要將許多非文論的著作包括進去。我們要從許多歷史的、哲學的、神學的材料中，從各種語錄、格言、書信、筆記，以及書籍的前言後記中，從文學作品的插叙和人物對話中，發現大量的文學藝術觀點，將它們整理出來，编成文論资料集。如果德謨克利特、柏拉圖、普羅提諾、托馬斯·阿奎那重返人世，他們會驚訝地發現，自己居然是“文論家”。但是，如果不這麼做，一部文論史就會單薄得可憐，甚至不能成立。 在中國，情况也相似。郭紹虞任主编、王文生任副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是從中國先秦選起。其中第一段所選的，是《尚書·堯典》中的一段著名的話：“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③這段話本來意在追記古代事蹟，但對中國文學理論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中說了以音樂實現教育的目的，詩樂間的關係，音樂對人、神、獸間和諧的重要性等，留給了後世無限的闡釋空間。其中，朱自清摘出其中的“詩言志”三個字，說這是中國歷代詩論的“開山的網領”。 郭紹虞和王文生所編的這套書，接下去所選的是《詩經》、《論語》、《墨子》、《孟子》、《商君書》、《莊子》、《荀子》，大都是從詩句和哲理議論中，摘出一些與文學藝術相關的論述，將之當作文學理論的內容。除了這些書以外，《左傳》、《國語》等書中，也有著一些有關文論的觀點，例如王運熙和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提到《詩經》的“言志”與“美刺”，《左傳》中的“觀志”和“觀風”，以及“三不朽”，④被後世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