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9)04-0138-25 日本政治思想史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对象。日本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其政治思想有着独特的脉络和特征。日本历史上一系列思想转变都不是彻底的另起炉灶，而是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复杂地相互影响、复合地体现自身的过程。语言文化的相似往往使人容易忽略中日在思想上的差异，而日本“西化”的形式往往使人容易忽视西方概念在日本真正的内涵。但日本思想的存在方式一方面显现出不同于中国与西方的线索，另一方面也因其同时与二者相关联的特性，为反观中国与西方提供了难得的场域。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西方思想向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日本为媒介的。要把握亚洲国家在思想方面的异同，或是要探索东方思想资源以提供更广阔视角的理论可能，都需要更具体地反观日本这一特殊的存在。 鉴于日本政治思想与西方、中国的差异，其研究无法直接照搬西方或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有其自身特点，也提供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方法，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争论和分歧，同样不能不加区别地采用。本文希望以丸山真男①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及日本学界对其的批评为切入点，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初步讨论。丸山的方法是否如学界通常所称是“近代主义”？“近代主义”在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丸山受到如此多样的评价说明了什么？他的方法应当被继承还是被“超越”？这些问题是与日本政治思想的方法乃至根本特质密切相关的，对其解答也可能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史研究提供启发。 一、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丸山真男讨论思想史方法的论文主要包括《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类型、范围、对象》(1960年)、《近代日本思想史方法的形成》(1961年)、《探索思想史的方法——一段回想》(1978年)、《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我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历程》(1984年)等。此外，《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等著作也可以看作其方法论的实践。二战结束后，丸山在东京大学法学部讲授了多年日本政治思想史课程，辑有六册《丸山真男讲义录》。从这些作品来看，丸山很重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他在方法上的探索与最终成形的作品一样，有时甚至近于绝境中的最后努力和精神寄托。概括来看，丸山对思想史方法的讨论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一)思想史的把握方式 在1948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丸山以“关于思想史的方法论”作为开讲辞，讨论了两种把握思想的方法：一是“逻辑的把握”(“内在的认识”)，将思想看作自成一体、有内在逻辑的存在，二是“机能的把握”(“外在的认识”)，将思想看作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存在。前一种方式可能会失去思想史的历史性，后一种方式则可能失去思想的独立性。②但与此同时，二者的区别又是相对的：“这二者因思想是人们社会实践的构成契机这一点而统一起来。人的实践既不是纯精神的，也不是纯物质的(指直接的物质性)。所谓经济基础的学问是将以精神为媒介的物质作为对象，与此相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学问的思想史则是将以物质为媒介的精神作为研究对象。不是思想史必须通过对经济基础的考察来补充，实际上，思想史自身内部就包含着经济基础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思想史。”③丸山本人在写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时，也曾为“用什么方法把这两种不同的看法结合起来”而感到困惑。他最终借鉴的是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④ 同时，丸山对思想史在“思想”与“历史”之间的位置有着敏锐的自觉。他指出：“思想史研究者或思想史家的工作，正好介于把过去的思想当作素材来发挥自己主张的‘思想论’与一般的历史叙述之间。”思想史家的工作是一种“再创作”，正如音乐演奏家要通过对乐谱的解释再现作曲家的灵魂一样。⑤与此相关，丸山也提及了“事实史与思想史”的区别(事实史追求的是事件的时间关联性，而思想史更是意义赋予层面的问题)、“思想与现实”的关联(“思想”自身就是“现实”的构成契机，将“思想”与“现实”相对立是有问题的)以及评价思想家时可能存在的两种危险性(一是将其在历史特定时点固定化，一是将其无历史地普遍化)。⑥ 丸山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关于“历史”与“现在”的思考。他认为：“学习历史的意义，(概言之)就是意识到现代、自觉化现代，就是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自身的自觉。我们认为不证自明之事、理所当然之事(对事物的认识、思考的方式、制度组织等)到底有多少并非不证自明的，所谓现代的自觉化，就是通过知晓这样的问题，将我们自己与当下的时代相对化……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把现代相对化，这就是历史(学)。”⑦他强调：“在研究日本历史时，仅仅纵向地看日本是无法知道日本的特征的。被认为是特征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有。在这个意义上，就要求进行世界史的比较。为了将我们暗暗地前提化了的东西相对化，就必须要排除将现在对事物的认识不假思索地投射到过去的‘现在主义·现在中心主义’。”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