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选择理论的起点和方法论特色 理性选择理论来自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是理性的，理性个体有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倾向，当面临着多种选择时，他总是选择可能获得最佳效益的行动方案①。同时，理性个体选择和行动的聚合之后果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唐斯在他的经典研究中指出，个体投票支持一个政党，是认为如果这一政党赢得选举，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政党被假定为只受执政欲望驱动的，并且总会通过改变它们的纲领来争取选票②。 当然，作为一种政治学理论，即使是早期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与新古典经济学有所不同，这表现在它注意到环境因素的复杂性，更加注意制度的作用以及注意到冲突和权力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非利己主义的动机等。从方法论上来看，尽管它比以往的政治学研究更加规范和可以检验，但并不像经济学方法那样主要是规范性和描述性的③，因此，它既追求规范和简约性，又具有经验性和解释性的功能。 在比较政治学的诸理论中，理性选择理论更具有简约性、一定的广泛性和相关层次上的可检验性，这也是它的效用所在。按照这一理论，对政治现象的研究要强调其理性化、因果性、逻辑性和广泛性，尽管它也考虑政治现象的非理性和复杂性，但它从不以过多地牺牲分析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为代价，并且企图通过引入数理分析方法来增强解释的效力。它强有力的抽象逻辑有助于人们在一定层次上共享同一种理解，而这是认知同一性和进行交流所不可或缺的；它还试图在理论和数据间建立一种系统化的联系，期望在逻辑和经验两个层次上都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从本性上来看，理性选择是为宏观过程提供微观基础的一种理论，因此，尽管它开始于“行为者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个体层次的假定，却终结于集体行动的选择和制度层次。 理性选择理论强调路径依赖，这既来自于它的理性演绎，也来自于它对社会现实的经验分析。这是指一定时空中发生的一定行动不仅是由现时的各种相关因素决定的，而且更是过去的因素施加影响的结果，因为现时的考虑总是受过去因素的影响。它认为，政治现象的发生和变化是有因果联系的，发生在过去的某些事情可能是当前变化的来源和动力，从而制约着其变化的路径。然而，路径依赖并不简单地是指历史的决定作用，它是真实但不是唯一的，无论是依照或转移原来的路径都要受现实因素的影响。可以这样来表述路径依赖：一旦一个个体或集体步入了一条轨道，就会形成一种惯性，转向不同轨道的成本就会增高。尽管并非不存在着其他的选择，但既有的制度安排阻碍着人们的其他选择。例如，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制度和文化传统，尽管它们同时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但其传统仍然会有很大的约束力，使它们所选择的现代化努力仍然会受自己传统的影响，它们的发展路径只有在这两种合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当然，实际影响发展路径的因素会更为复杂。要改变这种路径，尽管不是不可能，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尽管它是实际的选择但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或路径。 我们还可以通过政治变革来观察路径依赖。当某国政治变革的条件日渐成熟时，人们就会产生各种预期，这些预期引导着人们协调自己的行动，有时甚至会建立组织来影响发展。这种预期不仅源自社会中的技术因素，例如改变传统政权的具体措施及其可行性，而且还会受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多种影响，例如经济危机、腐败、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和文化传统中的思维定式对人们的影响程度等。正是在多重相关因素的影响下，人们的预期及其相关行动最终可能会通过协调而达到一种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点或协调点的生成会引发政治变革并决定变革的路径④。换言之，这些相关条件会对政治变革的发生、过程和巩固产生强大的约束力，使其按照特定的路径发展，而使背离这种路径的变化难以发生，因为这要有很不相同的条件并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达到另一个不同的协调点。例如，只有将足够的行动者引向那里才能实现转变，而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者以及多数行动者的习惯通常会竭力维护既定的路径。当有组织保障时，路径就会更加稳固，因为组织有更大的约束作用，会拖着人们按照已有的方向走下去。 概括来说，理性选择理论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优点：第一，它通过提供一种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连结起来的因果机制而在政治现象之间建立起了真实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应用于本身所赖以建立的案例之外的案例，从而揭示出政治现象变化的一般规则。它有能力在理性和经验的基础上孕育出具有一定广泛性的理论。虽然在这个理论内部关于因果性或广泛的适用性的观点还存在着分歧，但是它们关于某种形式的因果推导、一定程度上的普遍主义和生产可证伪之假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致性。 第二，它说明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之间的潜在距离⑤。理性选择理论既要阐明个体的理性行为，也要揭示理性行动者如何聚合行为和产生集体后果。它认为，尽管每个行动者的选择是有意向的和理性的，但其集体行动的结果也许是无意向和非理性的。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在终结个体利益完全决定和等同于集体行动或集体行动必然反映个体和集体利益的神话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分析模型的批评 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分析模型是通过简约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并抽象和概括其相同性来进行解释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政治现象的复杂性能不能这样简约，这是否符合实际，其间有多大的合理性？正是在这方面他引来了诸多批评。 即使是理性主义者也认识到，个体理性并不一定能产生最佳效益，个体理性选择的聚合也会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例如政治妥协产生的结果不一定是个体的最优选择，即不是最好或最有效率的，一些多党联盟争斗不休就是其表现。再比如，某个大学中的科研奖励政策可能是校内外各种力量多方博弈的结果，尽管它可能是“最终的平衡”，但并不一定是最合理的。有时导致最优结果的是另外一些可选择因素，而不是理性的选择；有时也取决于相关制度提供的约束或激励因素，取决于提供的增加或降低交易成本的状况，而这些并不总是可以理性演绎的，而是与文化和历史有关。此外，政治决策也可以直接发挥重要作用，这表现在它可以通过改变选择聚合方案的相对价格来影响理性个体的选择，例如一些国家的主要政党通过控制党员人数和交纳一定数量的党费而让人们对加入政党变得更为理性，即理性个体通过对包括个人发展的可能性程度在内的利益和成本的算计来采取积极或消极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