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掌握暴力机器的统治机构，国家(state)对于人类现代社会来说，就如同空气对人的存在一样重要。但似乎也恰如空气一样，尽管它如此重要，人们对之习以为常，视之为“无物”，反而多少失去了严肃对待和了解它的兴趣，转而去研究那些看上去更为“切近实际”的社会性力量，特别是人们的经济诉求和社会经济力量。国家要么被看作一个中立的、理性的场所，各种社会和经济力量在其中通过竞争满足自己的要求；要么被看作不同阶级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争夺的对象。这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其实大于区别，而被忽视的，则是国家本身作为一个统治机构的重要性，其形式、结构和制度的多样性，它与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多重模式，它对社会和人的生活的塑造能力，等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这一忽视确乎引起了一些反弹，表现之一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重新重视国家”的潮流，催生了许多针对现实国别案例的实证研究，其目的就是突出国家在社会变迁、革命、市场经济、产业政策等几乎一切涉及人们生活方面的重要性。① 在政治理论研究领域，这一类型的反思在近代，特别是二战以后，一直如影随形。如果我们将讨论的范围放在广义上的近现代的话，远至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近至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阿伦特(Hannah Arendt)、勒弗(Claude Lefort)等，都未曾将目光远离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最关键的是，在他们看来，这个一般被称为“政治”的活动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它不能被消解在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之中，不能被看作实现人的更基础需求的某种工具；恰恰相反，经济或社会关系需要在政治之中才能被恰当理解，政治也规范着人实现自身欲望、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古代人似乎更能理解政治对人的至关重要性，在古希腊的城邦，能够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是自由人的标志，而所谓“经济”(economy)则主要是奴隶所从事的活动，主要存在于家庭领域。②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影响至深的变化逐渐将政治推向人们视线范围的边缘，经济和社会生活变成第一位的，政治则渐渐成为附属的、次要的和被决定的。在现代性(modernity)的肇始地西欧，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两大政治思想流派——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样一种视角，尽管它们关注的焦点和得出的结论有极大差别。 什么是政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政治”定义为“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对权力的分配，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一国之内的多个群体之间”。③借用亚里士多德“政治乃是关于城邦(polis)之事”的说法，在韦伯的视野中，我们可以说政治就是关于国家之事。尽管在今天，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影响至深的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不完全发生在国家范围内，国家仍然毫无疑问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政治的理解和对国家的理解大致重合。但同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当代“回归国家”学派不一样的是，在政治理论研究中，关注的重点是国家的结构(或制度形式)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即我们应该如何组织我们的政治生活，或用施特劳斯的话说：“什么是好的生活？”④国家的能力问题——特别是国家如何汲取社会资源以维持自身统治能力——当然非常重要、值得了解，但大多数政治理论家认为更长远和更核心的问题是，人们如何在服从政治权威的同时仍然保有自由，什么样的国家能让人成为更好的人。本文将在最后一部分尝试从斯考切波和托克维尔对现代革命的分析中简要讨论这一问题，但在这之前，本文将首先讨论“state”作为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国家”一词的源起，并由此引申出国家的现代性内涵。其次，本文将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西方政治思想中看待国家的不同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理解现代国家的重要视角，也理应成为我们的重点，但国内目前这方面的讨论已经相当多，所以本文在这一方面暂时从简论述。但在第三部分，也就是上文提及的斯考切波与托克维尔关于革命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将主要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下，探讨重新重视国家和政治的意义之所在。本文试图指出的是，对国家的重视非常有必要，国家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西方历史上的经济自由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与国家力量的增强不仅不矛盾，而且在很多时候二者相辅相成。然而，现代国家所拥有的巨大的、统一的、排他性的权力同样也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政治就是明证，这就使得我们从规范的角度思考国家的制度构造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种可能性显得同样亟须。 本文的思考不可能穷尽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问题的全部，这恐怕也不是任何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所能完全涵盖。本文仅从名词、概念和若干重要理论分歧的角度讨论在政治学研究中关注国家意味着什么，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如能由此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效果，本文即算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