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激进民主“去阶级化”问题的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邵然,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本论》研究;孟亚凡,女,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原文出处:
云南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面对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局的现实状况,西方左翼的激进民主政治一派在同保守政治交锋的过程中提出了“去阶级化”的政治策略。但是,这一策略同时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严重解构,是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严重挑战。如何回应“去阶级化”问题,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难题。只有通过对《资本论》的无产阶级概念进行深入挖掘,既阐明资本对劳动统治的经济领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核心场域,又强调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建构性范畴所固有的“理想性”“中介性”和“总体性”的重要内涵;既反对激进民主的“政治本体论”,又反对其“经验实证论”,才有可能进一步逐一反驳“去阶级化”策略中的主要论点。同时,只有对西方激进民主重视具体历史状况、重视政治解放的建设性思路进行追问,才真正构成对“去阶级化”问题的反思。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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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0)02-0047-09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种种衰退现象,诸如战后无法有效组织起阶级斗争、苏东剧变等一系列社会事实,西方左翼政治在同保守政治交锋的过程中陷入低谷。为了使斗争适应新的现实需要,重新激活左翼的政治力量,西方激进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去阶级化”的理论构想,并试图通过此一构想重新界定革命主体、寻找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策略,以实现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理解和新实践。然而,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政治策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构成了最为严重的挑战。为此,有必要站在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立场上,反过来对拉克劳和墨菲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应。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资本论》,最为准确而深刻地阐释了马克思的阶级观,因此,站在《资本论》阶级观点的立场上回应激进民主的“去阶级化”问题,便成为当下反思的最佳立足点。

       一、问题:西方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路径分析

       由当代西方激进民主率先提出的“去阶级化”策略,最为集中而具体地体现在拉克劳与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以下简称《领导权》)之中。该书的问世建立在下述历史和理论背景中: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战后表现令人失望,他们不仅没有建立起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没有成功发起过任何有效的阶级斗争,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顺从了资本逻辑,被资本逻辑所同化、为资本逻辑所驯服;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雇佣工人阶级的生活开始变得碎片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对此,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宣称,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已经随着福利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推动而消失,①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②。正是在对这一历史事实和理论背景进行深度考察的情况下,西方激进民主一方面指认了社会中阶级的弱化甚至消失这一历史现象,彻底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还原论”立场,另一方面又反对右翼对“历史终结”的宣告,而指认当代社会依然处于“日渐扩大的裂痕”和“对立”(并非“敌对”)的发展当中。由此,西方激进民主借鉴了诸如德勒兹的“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变”、朗西埃的“无份之份”等后现代主义方法,动用了葛兰西的“领导权”、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理论资源,提出了“去阶级化”的政治构想。

       在《领导权》中,西方激进民主对“去阶级化”策略的论证是通过三个方面层层推进的:首先是反对本质主义,强调主体多元决定;其次是否定传统革命主体,强调民主话语连接;最后则是放弃阶级斗争,强调民主政治推进。

       激进民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它以一种经济决定政治的经济主义的理论模式来反观现实,即是说,本质主义的核心就是“经济决定论”。激进民主把经济决定论评价为“由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均质空间的自然主义偏见”③,这就从整体上先行表达出了他们反本质主义的倾向。进而言之,又有三个基本论题构成了作为本质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分别是:“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④激进民主对这三个基本论题逐一进行反驳:

       就“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而言,激进民主反驳:“由于历史比较分析显示了各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英国强大的工会比其他地方进行了更强大的反抗,促进了变化。按照这种形式理解的工人斗争,显然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解释。”⑤因而资本的逻辑与工人反抗的逻辑之间就产生了“分裂”,这种分裂不但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过程,还深层次地影响了生产力扩张的节奏;所以社会发展并不能被理解为“自然的和单线的”,而经济领域的诸事态也不能被理解为“自动的和自我调节的”,以生产力为中心“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就“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而言,激进民主指出,由于“以生产力为中心”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命题,所以经济并不具有单一的规律,无法构成统一的主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之中的工资形式已经普遍化了,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和重要性上却已经下降了。这一不对称是支配着近期关于对工人阶级的限制这个问题讨论的不确定性的基础”⑥。就“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而言,激进民主从两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和重要性皆已下降,且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张力使工人阶级被许多无力整合的、常常矛盾的主体控制和撕扯,所以今天根本不可能谈论无产阶级的同质性问题;其二,又由于客观利益是一种以服从历史必然性为根本目的的历史的利益,这种历史利益只能在末世论中才会有意义,所以客观利益是一个不可能放弃末世论的“历史概念”。综合对上面三个基本论题的反驳后,激进民主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从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逻辑地推导出来。而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⑦于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就有必要去探讨“多元的变化和经常矛盾的立场”,并从而放弃“完全统一和同质性的代表”即无产阶级。这样就过渡到了“去阶级化”策略的第二条路径否定传统革命主体,强调民主话语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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