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阿克(Claude Ake，1939-1996)是非洲政治哲学的先驱之一，广泛耕耘在政治理论研究领域，并很早就对非洲民主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众所周知的独特贡献。此外，他还是一位重要的行动标兵。透过他的作品，这个大陆的真实世界得以更好地被外人理解。因此，其作品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切入点，不仅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非洲，而且对于重新思考全球化、现代性以及其他可以同全世界后殖民主义理论者分享的重大理论焦点都是如此。不断成为时事话题及其对非洲政治思想所作的重要贡献无疑使他和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以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一起跻身于非洲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列。考虑到他对阐释“非洲情况”的激进理论的成功应用并成为政治行动的向导，阿克的作品尤其具有教育意义。他的贡献毫无疑问极具洞察力，这一点尽管在过去并不受欢迎，但在今天极具教育意义。因此，其作品关注的焦点注定会引起广泛的知识兴趣和关注。 阿克对非洲知识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阿克在其核心著作《作为帝国主义的社会科学：政治发展的理论》中提出了重构和创造“非洲社会科学”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阐述非洲大陆社会现实问题的知识体系的条件。阿克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批判和对非洲社会科学和知识生产的贡献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其目的是建立我们对阿克的贡献及其在“后殖民主义”辩论中的洞察力的认识。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后殖民性”概念并阐述“后殖民研究”的形成过程。第二部分讨论了阿克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批判及其对非洲知识生产的贡献。第三部分是阿克对非洲知识生产的“内生性”需要的倡议；第四部分是结语。 “后殖民性”的概念化 何谓“后殖民性”？它与理解阿克的著作有何关系？这一概念与阿克对非洲情况的描述又有何关联？这一部分将回答以上问题并重点关注阿克的部分贡献及其在参加“后殖民性”辩论时的深邃思想。后殖民性研究在过去30年间针对一系列的问题和辩论而进行的知识论战，表现为全世界尤其是在宗主国研究中心以外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等机构间的三角形的相互论战，并跨越多个学科领域①。由于其具有地域广、发生地点多等特点，这场辩论谱系庞杂，包括了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反殖民主义的理论化与种族主义的复杂心理”；阿尔贝特·梅米(Albert Memmi)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非去殖民化的戏剧”；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其1978年出版的、引发了数载关于东方在西方的代表权问题讨论的作品《东方学》(Orientalism)中对法农的论点“欧洲的确是第三世界的缔造者”所作的详尽阐述；此外，还有地中海沿岸的众多学者如C·L·R·詹姆斯(C.L.R.James)、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和威尔森·哈里斯(Wilson Harris)，他们早期分别生活在特立尼达拉岛和圭亚那，在移民到英国后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所持的不同观点；从格劳瑞·亚桑德拉(Gloria Anzaldua)到乔西·戴维·萨尔迪瓦尔(Jose David Saldivar)等拉丁裔美国理论家的作品以及以印度的拉纳吉·古哈(ran aiit guha)为首的庶民研究团体②(Subaltern Studies Group)的贡献，其创始成员包括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和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等人。这场辩论的兴起源于上述学者认识到欧洲史料的后启蒙运动传统导致了对南方(the South)历史的长期忽视，而且学科实践已经难以描述他们所研究时代的历史变革复杂性。这场辩论也是一次、尤其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作品激起的、处理启蒙思想传统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后殖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知识-政治的(intellectual-political)对话。因此，“后殖民性”是一个单一的历史观点，无法垄断“后殖民地”或“后殖民主义的状况”所阐释的知识领域。 当一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曾被某些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路易斯·爱尔萨瑟(Louis Althuss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的文化或政治评论所影响时，阿克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学派知识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等人作品的影响。在阿克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出，除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规划中提及的历史主义作品外，马克思不仅在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方面，而且在历史作品的任何“后殖民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计划中均有影响。正如凯利·哈里斯(Kelly Harris)所说：“不发达理论清晰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哲学之中，阿克亦不例外”；“马克思的发达理论与阿克的发达观念似乎非常接近”。 当“后殖民性”的概念使得继承的权力关系传统及其对现代全球文化和政治产生的不断影响日益清晰时，其解说者寻求通过完成对过去的建构来取代历史建构中的解释学方法。这种精神在突尼斯历史学家希沙姆·贾伊特(Hiehem Djait)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指责欧洲帝国主义者否认非洲拥有自己的人文视角。这种精神同样可以在法农对“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诠释中可以看到，它支持了人类平等的启蒙观念。与欧洲思想的交火反而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知识传统如果不是在当今所有大学，那也是在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支配地位。如同萨米尔·阿明在1989年看到的那样，尽管退缩到古希腊的欧洲知识传统观念仅仅是新近欧洲史的一个部分，但它是一个全球思想者都置身其中的思想谱系。假如存在对历史的反对意见，而其相关的社会科学谱系可以确立，则历史学派的评论将因此成为“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永无休止故事的一部分。 阿克并未使用本文的核心概念“后殖民性”。相反，在他去世前不久，其作品还被贴上“马克思主义原创品牌”的标签，而不是“后殖民性”的标签。尽管如此，他的真知灼见还是同“后殖民性”的辩论有关。通过对“后殖民性”中的前缀“后”的使用进行质疑，阿克致力于一场持续关注非洲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辩论：这与非洲“殖民主义过去”对“后殖民主义现在”所施加影响的程度有关。尽管很多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独立并经历了众多事件之后，新议程的出现改变了人民对社会的印象，重新解释了非洲大陆的政治事件和社会活动，但阿克认为非洲“殖民主义过去”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显著地影响着“后殖民主义时刻”，这绝不是含糊不清、难以理解的说法。在证明这些论断时，阿克注意到尽管资本主义下国家的统治形式已经自主，国家的主要特征实际上亦得以发展，但在非洲占重要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别形式不仅已陷入欧洲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而且成为次要的形式。他回顾了下述两方面非洲国家的历史：一是殖民主义及各区域资本主义的渗透；二是资本主义给非洲大陆留下的最终的政治遗产。阿克质疑，作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将非洲社会的形成视为“独立的国家”是否合适。这主要是因为“非洲大陆的国家形成的过程深深陷入了各种矛盾的泥潭之中，这又顽固地阻止了超越过去的可能性。”阿克认为“有限自治”是“非洲国家的独特之处”；作为一个“后殖民政府”，非洲国家自治性的缺乏加深了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多元化体系中的依赖性和边缘化地位。在此，他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的角色上，认为随着对城市经济的依赖性和身份附属性的加深，政府成为世界多元化资本体系的核心。从政治方面看，阿克看到，除独立性外，殖民政府的“中央集权制”、“任意性”和“绝对性”原封不动地延续到其“后殖民主义继承人”身上，并且仍然表现出独裁性和排外性的特征，这使得人民在经济和政治决策过程中渐渐疏远。从经济方面看，阿克认为殖民主义经济的一些特征如“依赖性”、“脱节”和“自相矛盾”在后殖民时期仍然明显地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