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撑，在某种意义上，研究方法的“成熟程度和独特性，是判断学科独立性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无论何种学科领域，‘最伟大而艰难的奋斗是关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①。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研究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严重地制约了中国政治学的总体发展。中国政治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表现出的“食洋不化”与“过度意识形态化”并存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方法的落后是分不开的。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以及三十多年来学科研究的渐进积累和逐步深入，研究方法问题已日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进入研究议程。“十一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域已经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但在看到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轻视研究方法，随意地、不规范地使用研究方法依然阻碍着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要推动政治学学科的持续发展，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研究方法在整个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占据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缺少这方面的正确评估，就无法确定下一步努力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回答：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认知和运用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 何在，今后应当朝什么方向努力，这些努力又应当聚集在哪一点上。 “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进展 “十一五”期间，在学术共同体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在认知和初步运用方面取得了显著发展，并出现了持续的、自觉的学术反思。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认知的系统化与深细化 “十一五”期间，国内诸多教学单位、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们利用各种形式和载体致力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推介，使得中国政治学领域对研究方法的认知开始走向系统化、深细化和普及化。首先是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经典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著作。其中一些著作是作为政治科学综合性译丛中的一部分出版的，如《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等。另外，有些出版社则以研究方法丛书的形式集中出版了一批国外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卷方法”系列丛书。从数量上来看，“十一五”期间翻译出版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经典之作甚至超过了之前二十年的总和，反映出国内政治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高度重视。此外，一些留学欧美的学者所撰写的研究方法的专著也开始在国内出版面世，如王德育的《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吴量福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论文撰写》等被许多国内学者所阅读和引用。 其次，国内学者也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针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特点的政治学及行政学类研究方法的教材和专著。如严强与魏姝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胡宗山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柏乃与蓝志勇的《公共管理研究与定量分析方法》等。从内容上看，这些教材和著作不仅有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介绍，更有结合中国政治学、行政学研究的实际状况而做出的有关研究方法的创新尝试，体现了国内学者对研究方法的独到理解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内政治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 第三，围绕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举办以研究方法为内容的讲习班，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青年政治学学者在方法论上的素养。如自2006年起，美国杜克大学每年分别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联合举办“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自2007年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资助下，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每年举办“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方法讨论班”。参加这些讲习班的学员大多是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教师，也包括少数在读博士研究生。他们在讲习班上习得的研究方法通过大学课堂得以迅速传播，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一五”期间各地还举办了若干以研究方法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10月由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教学与研究方法国际研讨会”、2009年暑期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主办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及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此外，一些学术期刊如《中山大学学报》曾经开辟了“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专栏，《公共行政评论》也在2008年第3期辟出“研究方法”专栏进行专题研讨。 第四，一些高校把研究方法纳入从本科到博士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中，开始对学生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训练。例如中山大学在《行政管理硕博连读培养方案(2009级)》中规定，“定性研究方法”和“基础统计”是硕士阶段的必修课程，“政策科学方法论”是硕士阶段选修课程，博士阶段的必修课程则包括了“高级统计(I)”、“高级统计(II)”、“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和“高级研究设计”四门研究方法方面的课程。其他学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也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设立了与研究方法相关的课程。 在前述高密度的、旨在促进政治学研究方法传播的活动推动下，中国政治学领域对研究方法的了解和认知开始走向系统化。“十一五”期间对政治学、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介绍较为系统全面：既有实证研究方法也有规范研究方法，既有定量方法也有定性方法，既有解释性、诠释性研究方法也有批判性、建构性研究方法，既有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对研究方法的方法——方法论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