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20世纪70、80年代、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西方社会的“治理革命”，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治理革命是近代民主革命以后，人类所经历的又一次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自反性现代化视角观察，致力于摆脱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建构与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运作框架，再造民主政治生活，成为“治理革命”的使命。 尽管这场革命的理论命名各不相同，从“重塑政府”、“治道变革”、“民主行政”到“治理与善治”，其实践模式也多有差异，或是强调“地方治理”、“分散化治理”，或是追求“效能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但是，构成这场治理革命的“隐蔽的本质”的，却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就此而言，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治理革命的“元叙事”。 很显然，多中心治理在其作为社会变革事件的同时，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性事件而备受关注。那么，如何看待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最重要话语之一的多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何以能够成为理性官僚制之后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面对这些问题，政治学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解释框架：(1)激进变迁的解释框架立足于现代性重建，通过解构“中心—边缘”的治理逻辑，阐释了“治理革命”出场的历史合理性；(2)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制度—功能”解释框架，具有鲜明的立宪经济学色彩，试图在民主、官僚制和公共物品三个变量之间建立起一套新的民主行政分析框架；(3)规范诠释框架推崇传统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以新托克维尔主义为资源，重申社团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价值。这些竞争性的解释框架固然转移了政治学研究议题，但如何理解和解释多中心治理才算合法性充分呢？ 从方法论角度审视，多中心治理的基本语境是现代性政治的重建，多中心治理的难题隐藏在其运作之中。由此来看，多中心治理的精神与实践，表达了在现代性政治重建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按照公共性规范建构的一种公共服务/责任再生产的制度机制，公共治理中的“多中心性”实质是公共事务的民主合作管理，是民主治理的一项策略。因而，“治理革命”的主题在于多中心治理的不同主体间如何建构合作关系，形成不同于“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最简约地说，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性何以可能，抑或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何以建构，成为最需要理解和合理解释的问题。所以，受制于传统学科的局限，前述几种解释框架，都与多中心治理所具有的现代性政治重构这一根本要旨有差距，并没有真正观察到多中心治理赖以成立的正当性所在，这样的解释框架也就不能为多中心治理运作提供理论担负。 在后民族国家或现代性重建时代，国家治理多中心化表达的是治理结构从“中心—边缘”到“多元正义的非中心”的转变，而且具有矫正现代性缺失的“世界复魅”的色彩①。多中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自反性认同，也隐喻了“多元正义”的价值预设。此外，伴随批判诠释和建构主义方法对功能主义的诘难，尤其是民族国家向治理共同体的调整转向，在承认政治框架下展开政治现代性重建的研究，获取了价值和知识的双重合法性。 有鉴于此，本文将置于跨学科的“承认政治”框架，阐释与分析多中心治理运作及其“正当性”问题，尝试为多中心治理寻找应有的理论担负。 追溯承认政治：相互尊重的法权 实现国家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是“治理革命”的旨趣所在。但是，支援治理结构多中心再造的理论资源，既无法从传统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那里获取，也不宜在所谓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范式中找寻。因为治理结构多中心化再造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制转换或行为规范的调整，甚至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机械地重新配置治理权，而是一个政治正当性获取的问题，是一个不同治理主体间相互尊重的法权关系如何建构的问题。所以，支援治理结构多中心再造的理论资源，有必要追溯到以解决政治正当性为主旨的承认政治之中。 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传统自由主义在应对民族主义、全球化、新殖民主义等问题方面出现的理论危机，“承认政治”悄然兴起。依照社群主义健将查尔斯·泰勒的说法，对于承认政治的需要或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②但值得说明的是，承认政治并非是后现代才有的政治哲学议题。在政治理论史上，“相互承认(mutual recognition)的政治”实际上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按照科耶夫、泰勒、霍耐特等人的解释，承认政治即“主奴关系辩证法”问题，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形成、在《法哲学原理》中完成的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经典命题。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阐述了“主奴关系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承认关系，主人是被一个他不承认的存在所承认，而只有相互承认才是满足欲望的途径。如果说，在《精神现象学》中，欲望辩证法转换成了具有超越价值的相互承认理论，那么，到《法哲学原理》中相互承认的政治原则被进一步转化为“相互承认的法权关系”。 从一般的定义来看，德文das Recht，法文Droit，英文Right，都可以译为“权利”或者“法”，但在德国思想的语境中翻译成“法权”似乎更加贴合其本意，因为“法权”指通过法律而赋予社会成员的一种权利资格，具有法律和正义双重含义。实际上，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的法权思想，表达了法权孕育于市民社会这样一个保守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并体现为相互支持的两个知识论断。其一，个人追求自由的活动得到了市民社会的法权上的承认，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国家最终只是为了保障市民社会的繁荣发展；其二，对市民社会采取的是一种肯定、认同的理论态度。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所谓异化的社会，恰恰相反，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是人在追求相互承认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历史阶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通过平等的法权概念，终于把相互承认的原则表述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应该是多层法权关系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