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2.03.006 过去百余年间，中国致力于构建足以应对外部危机、实现文明复兴的国家形态，相关历史性和规范性研究成为学界中心议题。中国是因为失败而被纳入世界体系的，所以学界常以西方为尺度进行历史性研究、做出规范性判断：传统中国是天下秩序，应转型为西式民族国家形态；传统中国实行王权专制统治，应转型为西式自由民主国家形态。 进入21世纪，中优西劣的治理绩效促使学界开始质疑西式国家形态的优越性，反思转型命题，转而重新认识历史中国，再以历史认识，通常是按照历史连续性原则，构想可欲的现代国家形态。比如徐勇团队深入研究历史上的家户制，提出“家户制国家”概念①，并强调这一核心组织要素使得中国的国家形态保持了历史连续性②。学界对西方民族国家的反思尤多③。赵汀阳较早以天下观念反思民族国家，进而认为传统中国是“内含天下的国家”、且现代中国不是西方式民族国家④。另有学者强调中国是“文明国家”，甘阳较早提出这一命题，并主张“通三统”⑤。学界对此概念持续进行哲学讨论⑥，政治学界也逐渐接受之⑦。 “文明国家”相对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的国家形态，不过“文明”是学术上的一般性概念，辨识度不高。笔者在比较宗教学视野中将孔子之教或儒教定性为“文教”⑧，循此可将中国的国家形态界定为“文教国家”⑨，似可以构成一个“标识性概念”。更重要的是，文教国家概念以政、教关系描述国家形态，有利于对其进行结构性刻画、历史性描述，并进行跨文明比较。 稳定的共同体联结纽带有三种：血缘、宗教和政治性权力。第一种是自然形成的，但可联结之共同体规模极为有限，故文明意义上的国家联结纽带主要是后两者，而其结合方式决定国家基本形态。在政、教两者之中，宗教的起源早于政府，且深入人心，并程度不等地组织化，从而构建出意识形态权力，又以各种机制塑造多种基础性社会组织，从而构建出广泛的社会性权力。凭借这些权力，宗教与政府权力之间形成复杂关系。相比于政治组织和制度的快速变化，宗教长期保持稳定；即便一时衰败，也总是通过原教旨主义运动，焕发出强大力量。因此，宗教属于布罗代尔所说的位于底层的长时段历史性力量。尤其是“轴心时代”形成的普世性宗教，构成各文明之“枢轴(axes)”，此后历史绕此运动⑩。因而韦伯形容宗教的作用为“扳道工”(11)，迈克尔·曼谓之“铺轨车”(12)。从历史制度主义角度看，共同体对其宗教有强烈“路径依赖”。研究国家形态，必须高度重视宗教的结构性作用。 但是，从治理机制和功效看，相比于宗教，政治权力更为一般化，在覆盖性、穿透性上有明显优势，其所管理的国家在规模与组织化两个维度上均可持续提高，且可以更高效率地提供更全面的公共品，尤其是关乎共同体安全者。因而对国民幸福而言，政府所能发挥的功效通常是大于宗教的。据此，探讨、比较国家形态，理应采取“国家中心主义(statism)”、对宗教采取功能主义立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也是如此，以各文明之宗教取向解释其是否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具体而言，宗教对政治权力的功能无非两种：支持或者对抗，这就会塑造出极为不同的国家形态。 西方现代主流国家理论普遍忽视宗教，也就疏于讨论政、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韦伯、迈克尔·曼虽然广泛讨论了宗教，却未将其纳入国家概念之中，这可能是因为其以政、教分离原则为预设。然而只要宗教存在，必有强大力量，深刻影响政治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方向、力度。在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四种来源分析框架中，意识形态权力排在第一位，主要就是宗教(13)，那就应当将其置入国家结构之中进行分析。事实上，由宗教的视角，可以最为清楚地透视、也可以最为有效地解释中西国家形态之结构性差异。 本文拟以历史政治学方法，从政教关系角度对中西国家形态进行宏观历史比较。我们的讨论基于如下事实：轴心突破之后形成的人类普世性宗教约有两大基本类型，孔子所创“文教”自成一体，广义西方各种宗教可归为一个类型，基督教是其典型，以人格化神灵崇拜为中心，可谓之“神教”。从教义上看，文教是入世的，对政治权力采取认可、支持态度；神教是出世的，对政治权力采取疏离、对抗态度(14)。两者构成各自政治发展之“铺轨车”。秦汉时代形成文教国家，文教协同政治权力覆盖、穿透一切族群、宗教、社会组织，使之无从发育，由此，文教国家保持了结构稳定性和历史连续性，现代中国仍延续之而予以强化。欧洲则形成强有力的神教统治秩序，神教自我神圣化而抗衡政治权力，并塑造出各种分立的、自我神圣化的社会性权力，在近世欧美各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抗衡政治权力，结果形成了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可见，在各自宗教铺就的轨道上，中西国家形态形成明显的类型之别，且有高下之分，本文将对此略作论述。 一、中国式文教国家的形成与结构性特征 面对全面文明危机，孔子的策略是：返回历史，收集先王政典，编纂为六经之“文”；兴办学校，作为教化机制；弟子学六经之“文”，在既有内在品质基础上“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成为“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士君子。士君子之志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改善人间伦理政治秩序，尤其是以政治权力富民、教民。从世界宗教类型学角度，可将孔子之教定性为“人文化成之教”，简称“文教”，其教义可概括为敬天孝亲、学以成人，基本是入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