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雄心勃勃地试图为普通公民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冷战后世界制定一个理论框架。亨廷顿的范式并不象我们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将权力和意识形态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强调文化上的竞争。 亨廷顿的中心论点言简意赅。他写道：“在冷战后世界、不同民族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更大的文化实体即“文明”的认同和忠诚，并且这种转换正在迅速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政治。”结果，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多于文明内部的冲突，“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将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民族之间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之所以能比其他提出冷战范式后的尝试更有生命力，至少有三点理由。第一，亨廷顿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历史掌故独具慧眼。亨廷顿一直是机敏的概括者，他能将各种不同现象归入简洁、难忘的框架，这种诀窍极其鲜明地贯穿于该书之中。他还是一位掌握学术韵律的大师，例如他写道：“在伊斯兰，上帝是凯撒；在中国和日本，凯撒是上帝；在东正教，上帝是凯撒的小搭挡。”文风上的巧妙、贴切使这本书读起来十分生动，并使其论点的吸引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第二，这段时期不论谈论的课题是外交政策，教育工作，性角色，还是家庭价值观，文化阐释都非常流行。因此，亨廷顿的主张正好与现在的知识潮流合拍，尽管许多知识分子很可能在他的一些结论面前望而却步。 第三，亨廷顿的主张乍看起来是极具说服力的。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差异可以产生误解和猜疑。甚至随便浏览一下历史，我们都可以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集团之间曾在不计其数地的场合相互开战。简短地翻阅一下任何一张报纸，似乎都能为这种文化观点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西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东正教”塞族人在波斯尼亚相互敌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为克什米尔争吵不休；“东正教”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一直向穆斯林车臣人和阿塞拜疆人开战；中国与其非中华文明的各邻国之间的麻烦现在可能正处于酝酿过程。因此，初看起来，最近的事件似乎与亨廷顿的论断惊人地一致。 然而，即使存在这些优点，该书的核心论点仍然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亨廷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忠诚会突然从民族国家层次转向“文明”层次，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种所谓的转移会导致更大的文明间冲突。其次，他的一些关键性论点与历史和当代的现实是相矛盾的。最后，亨廷顿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明的人概念上，致使他忽视或淡化了民族主义更为有力的作用。结果，“文明的冲突”对于正在显现的世界秩序只是一种不可信赖的向导，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政策蓝图。 一种政策蓝图吗？ 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层次文化归属和最广泛层次的文化认同 。（文明）既是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惯例，也是由人的主观自我认同限定的。”克内尔（W.Mcneill)、布劳德尔(F.Braudel)、奎哥利(C.Quigley)和施宾格勒(o.spengler)等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补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上述八种文明中的五种分别具有主要的核心国家（印度、日本、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但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却没有这样的核心国。 依据亨廷顿观点，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以下几种强大的趋势限定。第一，西方主导的时代正在终结，几个非西方国家正在凭其自身的资格而作为大国异军突起。第二，这些新兴大国越来越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偏爱它们自己的文化规范；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将极大地削弱其文化吸引力，因此亨廷顿反对认为现代化将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在文化上趋同的观点。第三，由于市场和媒体的作用，使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加上象马列主义或自由主义那样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停止了对信仰的支配，所以，每种文明内部蕴涵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根源将变得愈加重要。总之，这些趋势预示着将要出现一个新的多极世界，其中每一个大国将分别是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对于亨廷顿来说，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 在这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世界政治将是何种情形呢？亨廷顿承认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但他认为国家会越来越根据文明来界定它们的利益。结果，“各个国家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而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经常发生冲突。”或者，正象他正该书其他地方所讲的，“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合阵线，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合阵线。” 因此，冲突将或者发生在“文明分裂的国家”(Cleft countries)中，或者发生在“断裂带战争”(tornline wars)中。“文明分裂的国家”是指人口中的大部分分别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象乌克兰；“断裂带战争”则是指沿着两种或多种文明之间的界线发生的战争。后一种冲突由于地区敌对双方分别试图从他们的文化弟兄国，特别是文明核心国（若有的话）那里得到支持，因此可能是极为复杂的。最首要的危险则在于，一个或多个这种“断裂带战争”有可能逐步升级为超越文明界限的大国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