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理论是当代比较政治学中一个重大的新兴研究领域，是在对当代政治转型浪潮的比较中逐渐形成的，是对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修正和发展。这一理论具有宏观视野，注重规范分析，重视文化历史环境，强调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发展模式的探讨。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主导模式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这些理论模式的长处，才能真正把握当代政治转型的动力和进程。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研究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过去20年间，一股从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浪潮席卷了南欧、拉美和东亚的许多国家，政治转型简直成了一种全球现象。但在迄今为止的比较政治研究中，中国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重点都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主要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政治机制，例如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于政治转型则缺乏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实际上，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转型研究已逐步形成为比较政治学中一个独特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旨在探讨当代政治转型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分析其中的主要理论模式，从而为中国政治转型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 政治转型理论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最新发展，是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修正和补充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政治发展研究推动当代比较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许多杰出学者和鸿篇巨制。但政治发展理论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在不同的时期，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各不相同。 在50-6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化理论。学者们重新检讨了迪尔凯姆、韦伯等理论大师的遗产，确认政治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1]。在政治学家们乐观地预言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却异常残酷，各种政治冲突与动乱，例如民族纷争、宗教冲突、内战、政变，接踵而至，险象环生。1969年亨廷顿发表他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一名著，突出强调了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系统阐明了他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他明确指出：“基本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当然，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2]这些看法基本上主导了7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这时，人们注意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和国家自主，这些最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并不象一些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和谐共存，而是其中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必须作出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在对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过程中，就出现了与早期现代化理论迥然相异的理论。一是新左派理论家保罗·巴兰与安德列·弗兰克，与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提出了依附论。二是奥唐奈尔提出的官僚权威主义理论。他对利普塞特等人提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正相关的说法表示怀疑。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高速经济增长，它就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未免太“软弱”，不能有效控制政治局势，也不能充分调动资源、压缩消费和鼓励投资，以争取高增长率。70年代以后，传统的政治发展研究趋于衰落，比较政治研究逐步转向具体的政策研究。进入80年代，随着南欧、拉美和东亚相继出现政治转型，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大量对政治转型的比较研究成果的问世，推动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衰落与它的一些内在局限性有关。大致说来，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把人类社会发展区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与转变就被视为发展。而这个现代社会则完全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来定义的。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一些学者便短视地把西方社会吹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样板”与“橱窗”。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过程不仅是“西方化”，实质上是“美国化”[3]。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以美国为基地的研究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学者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并形成自己的最初学派。他们将在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逐渐发展和形成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和制度当作全球政治发展的标准模式加以推行和推销，结果是四处碰壁。 第二，意识形态倾向。政治发展理论的形成与战后“冷战”格局密切相关，因此必然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战后日益白热化的“冷战”年代里，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均竭力将新独立的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并分别向它们灌输各种迥然不同甚至南辕北辙的政治发展观念。这种发展概念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诚如彼得·柏格所言，现代化理论家早已献身给摩登一词及摩登的魔术里，他们更纵身于“发展”、“成长阶段”、“制度分化”以及“民族独立”的迷雾中。而另外一个类型的阵营则奋不顾身地投身于“经济依赖”、“剥削”、“新殖民主义”及至“解放”的火爆概念中。各个阵营都用其侮蔑的字眼来丑化对方[4]。由于这种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未能注意各国的环境差别，因而成效甚微，付出的代价则相当惨重。“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意识形态的斗争出现了重大转变。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发展理论的弊端更加显露出来，构建新的政治发展理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三，单线发展理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单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凭借对西方文明进化历史的诠释，相信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就是人类社会普遍有效和必然遵循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只需学习、模仿甚至照搬欧美的经验就能实现现代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与“东亚模式”的形成就彻底宣告了单线发展理论的破产。 第四，狭隘经验主义。战后政治发展理论是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特别强调对经验事实的科学观察，强调资料的量化分析，强调操作概念的应用，强调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他们甚至摒弃了“国家”概念本身，而主张用“政治系统”或“政治体制”取而代之。这些研究虽然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其意义则明显受到了行为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的极大限制。例如，政治发展理论中关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的研究，很多学者在民主政治发展的“门槛”问题上争论不休，最终还是不得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