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复兴的表现、根源与应对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军(1967- ),女,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潮;张育诚,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以经济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三种表现形式为主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逐渐滋生和蔓延,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和社会思想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和蔓延,源于西方社会的系统性危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操控和向外转嫁社会矛盾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中国应对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政策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握西方民族主义的实质;要继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敢于斗争,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要加强对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引领。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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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22)03-0001-06

      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22.0171

      主持人语: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准确把握和持续研判国内外纷纭激荡的各种思潮,主动解疑释惑,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本专题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从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维度进行了考察,从学理层面对其表现形式、构成要素、内在本质和现实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从而为更加有效地甄别、揭露、抵制和反击错误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借鉴。

      ——赵义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政治和文化现象之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复兴和蔓延,尤其是基于“国族”理念的民族主义思潮日益突出,并向国家对外政策转化。同时,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有针对中国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国内的某些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所以有必要深入认识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及根源,并积极应对。

      一、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复兴的主要表现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并显著影响着其政府的对外政策。美国主张用“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1]以及英国脱欧、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和德、法、意等国极右翼势力强势崛起等,皆是具体表现。综观近年来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种种表现,最具影响力的是经济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

      (一)经济民族主义

      虽然学术界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界定尚未统一,但都突出了两点:一是国家是实施经济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条件和权力。虽然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不尽相同,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和具体政策也有所差别,但总体来看,经济民族主义通常呈现出两种样态:“较温和的防守型经济民族主义”和“较强硬的进攻型经济民族主义”[2]。

      当前,西方国家出现较多的是“较强硬的进攻型经济民族主义”,即崇尚实力扩张,片面追求本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主动挑起国家之间经济关系上的争端,胁迫对方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其主要内容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排外主义和技术霸凌主义等;常用手段为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和技术战等。面对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受到冲击的发展中国家被迫走向“防守型经济民族主义”,以保护本国的权益。例如,在美国宣布于2018年6月1日起对墨西哥的钢铁产品征收25%的进口关税,对其铝产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后,墨西哥政府也宣布了对等的反制措施。基于此种情形,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打击。“尽管很多国家在话语层面还在继续谈论全球化,但在实际政策上已经选择了经济民族主义。”[3]

      实践证明,经济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高筑贸易壁垒,还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排斥霸凌,均在损害他国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伤及了自身。例如,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措施,就令美国股市上市公司市值损失共计约1.7万亿美元,同时也使美国普通家庭年均多支出超过1 200美元[4]。

      (二)技术民族主义

      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来安排科技政策的理念,也是以本国所掌握的高技术作为筹码,利用技术禁运来挤压和威胁别国,迫使其在外交上做出让步,或者以技术转让为手段,达到拉拢和在政治上控制别国目的的一种民族主义行为[5]。技术民族主义根据目标、动机以及政策表现与影响的不同,可分为“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和“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6]。在具体实践中,前者往往表现为“技术自立”和“科技自强”,后者则更多表现为“技术封锁”和“科技霸凌”。

      进入21世纪后,新技术引发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开始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重大调整。面对中国在通信、互联网和新能源等新技术领域取得的飞跃性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担忧本国会丧失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绝对优势和特殊利益,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打压和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掀起了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浪潮。当前,西方国家技术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依仗国家整体经济和技术上的存量优势来打压他国;其二,以“国家安全”之名,重点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实则因循冷战思维;其三,以削弱他国科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扶持本国企业实现技术替代为直接目标,采用多种手段打压他国科技企业;其四,限制国际科研交流与合作,对特定国家的科研人员实施歧视和排外政策,如美国、英国和日本等限制中国留学生就读所谓“敏感专业”[7]等。

      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实施,的确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部分高科技企业提高其市场占有率和垄断利润,但同时也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有研究显示,仅限制中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这一项政策,就将使美国在未来10年内损失高达2 100亿美元的专利价值和近10亿美元的学费,这还不包括其他方面的经济损失[8]。

      (三)疫苗民族主义

      疫苗民族主义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演化出的最新形式,也是技术民族主义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极端利己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相互糅合的产物。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将控制疫情的希望寄托在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上。而在疫苗研发、生产和储运上具有经济能力和技术优势的西方国家却将疫苗视为逐利工具和政治砝码,奉行本国利益绝对优先原则,以极端利己的态度来对待疫苗的生产和分配,无视疫情中疫苗的公共产品属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本国超量供应疫苗和囤积疫苗,追求“独自”免疫。据国际疫苗监督机构调查显示,某些发达国家囤积的过量疫苗平均可供其公民进行5次接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67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人民,却面临着无“剂”可施的风险[9]。二是一些西方国家或是限制疫苗成品和生产疫苗所需的关键材料出口,或是在疫苗临期前“捐赠”“甩卖”给一些中低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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