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缘起 中国的文学批评为何会在建安时期发生，这当然与两汉以来文学写作的繁盛、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增多、文体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我在《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和《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两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随着汉代文人群体的成熟和作品写作实践的增多，人们对文学与子、史不同的性质有了深刻地理解，同时也对于各文体的区分和掌握有了清楚的认识，这对于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写作的繁荣和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必然的条件，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外，还需要有一些诱因。建安文人在曹氏父子带领下展开的文学写作和批评，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其实还是需要一些重要的刺激的。从表面上看来，建安时期具有了文学领袖，也形成了文学集团，这是重要的文学独立自觉的标志，但批评是如何发生的?为何能够在这个时候产生出对文学性质、文体特征、文人间的关系等带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命题探讨?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代表建安文学理论成果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文学的价值问题、批评家态度问题、作家的个性与写作间的关系问题、作品风格的形成以及不同作家具有不同风格的问题、文体的问题等等。这样一些精深的文学理论问题，为什么能够在文学刚刚开始自觉、独立的时候就产生呢?它们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一篇专门讨论诗赋写作的论文，从其讨论的内容看，完全合于后来的文学观念。此文据《文选》所录称为“论文”，又五臣注说：“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①明曹丕《典论》有二十篇，篇皆有题，故《文选》所载“论文”实为曹丕所定(文中之“而作论文”，已明示题目)。曹丕以“文”为专论，明确表示文学的自觉和独立，其后才有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论》，这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可是非同一般的。 曹丕《典论·论文》触及到了文学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总结起来有：文人相轻问题、批评应该具有的态度问题、作家写作的优劣问题、文体问题、文章价值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以及曹丕的阐释，见出汉末人对文学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如此深刻而高明，这很令人感到惊讶。对此，我提出几点看法。我认为： 建安文学批评也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始，其发生首先起源于当时的文学写作实践。而文学写作的兴盛，并能在写作中引起争议，则是因为一个相对集中的文学团体的成立，而这个团体需要有一个领袖，这就是曹丕所领导的建安文学集团，时间则是在集团的主要作家如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应玚、徐干、吴质(孔融除外，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这个集团的文学活动)等皆聚于邺下时。此其一。其二，当日的文学写作势必引起争论，如孰高孰低的问题?事实上如何评价孰高孰低?标准是什么?这当引起当时文人尤其是曹丕的思考。在讨论中，每个人的表现代表了批评的态度是否客观的问题，这就是曹丕、曹植所讲的文人相轻(人人自谓抱荆山之玉)，由此而有深入的体认。同时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并不一样，每个人的表现，包括写作水平和批评态度，这便是个性问题，而个性问题又由于其禀性不同，亦即气的问题，这也就是曹丕体认的文气问题。每个人气质禀性不同，并不由于是同一父母所生就可以一样，如他和曹植就不一样，这也是曹丕所要考虑的。每个人由于个人之所好、禀性等，而各有所擅之文体，又各以所擅之体相轻别人所短，此亦在写作和讨论中暴露无遗，而适为曹丕所深思。这些看法曹丕集中在《典论·论文》中进行讨论，显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这些问题已经很成熟了。而在此之前，在建安二十年他给吴质的信似乎还没有表述过这样的内容②。但在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他再给吴质写信时，便很完整成熟地表达了这种意见，与《典论·论文》内容可相参证。如这一部分内容：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③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④ 与《典论·论文》中“王粲长于辞赋”一段议论相近，《典论·论文》重点在说文人所擅文体有别，故各有所长，以此阐明不可以己之长度别人之短，讨论的是批评者应有的态度，此文则因系私人通信，主要是对诸子的忆念而简评诸子的写作成绩，这种褒奖则是建立在诸子所擅文体之上的。从这些评论看，曹丕的批评观已经成熟并构成了系统。也就在这个时间，曹丕在给王朗的信中也论到了文学的价值，他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徳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⑤这个论述与《典论·论文》似有不同，似乎《典论·论文》宣扬了文章具有经国的价值，文人可以凭之不朽了，但在《与王朗书》中，文章只是立德以下的“其次”。其实，这两个论述并不矛盾，《典论·论文》是对文人而言，立德并不是他们的事业，著篇籍才能使他们不朽，在这之前，文章并不具有这样的价值，是曹丕发现这种功效的。曹丕的功业显然不是在著文章上，他身为太子，“立德”才是符合他的功业。另外，《典论·论文》还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是用来安慰在争夺太子失败中的曹植的，这一点可参考拙作《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⑥。 总之，建安时期的热烈而具有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很自然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产生。不独曹丕有这样的论述，建安其他作家的书信中也有不少与文学批评有关的内容，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吴质《答东阿王书》⑦、杨修《答临淄侯笺》⑧等。这些书信透露了以下几个问题： 1.曹植《与杨德祖书》，时间与曹丕此信约略同时，曹植文中亦论及批评的态度及文学价值，与曹丕略有不同，二人当有所针对而为。 2.据曹植信，吴质赴朝歌令任，诸贤均有辞赋作品赠送，曹植亦有，此亦当时作品流行及商讨之重要材料。 3.吴质《答东阿王笺》中用《左传》七子赋诗典故，当启曹丕论七子之说。 4.曹植批评陈琳不闲于辞赋，而自谓能与司马相如同风。 5.曹植作书对陈琳有所嘲讽，而陈琳却以为是夸奖，则见当时批评者尚含蓄，而被批评者则因为自信而未能辨识。 6.刘季绪喜好批评文章，是亦当时文学批评风气一斑。 7.人不能见己之短，虽曹植亦然。其在与杨修书中称自己作有辞赋一通，颇自矜，但后人并未多称。其作有《龟赋》一首，赠与陈琳，当亦有自得之意，然亦未见有称赞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