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比较文学以“显学”的态度跨越了国别文学研究的界限走向了学科发展的国际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文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崛起顺应了新世纪到来之前东西方文化相互看视、相互对话的历史潮流。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内部走向来看，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又是朝向理论化方向行进的，理论化推动着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文学理论的思辨层面来诠释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文本，一切正如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保罗·德·曼所言：“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无疑是理论。”因此，比较诗学的崛起也同样顺应了比较文学研究内部发展的主导倾向。可以说，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的领域中有着相当的前沿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乃乔博士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的构想、撰写与出版，正是在东方汉语语境下对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之理论主潮的一种推进，它的学术意义将会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日益显示出来。 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沉重的学科危机感中在发展着自己，因为至今关于“什么是比较文学”的本质性设问，就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自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回答。与其无休止地争执于这一本质性设问，不如具体地走向比较文学研究，去做一次具体的研究工作。在大陆比较文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讲授比较文学概论的学者与具体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似乎是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数上发展着自己，那些讲授比较文学概论的学者在侃侃而谈比较文学的性质、方法与历史时，可能拿不出一篇象样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其实，比较诗学也是如此。无论是比较文学研究还是比较诗学研究，均需要具有东西方相互看视的国际性学术视野，并且也更需要跨东西方文化的学术功底。侈谈“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应该如何如何”，这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研究中的避实就虚而已。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没有空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论，而是切实地进入东西方两种文论语境，把自己的思考置放在实实在在的诗学与文学的研究上。杨乃乔的著作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切实的努力，可以说体现了一种求实的学风，是难能可贵的。 亨利·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个定义是否具有权威性，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比较文学的根本意义大概永远不在“比较”这一词汇的原初意义那里呈现这一门学科的价值，而在于以一种国际学术视野对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相互看视，也更在于以当下的学术视野对古典文本进行新的阐释，从而用阐释给予古典文本以新的生命力。《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自身研究的。作者对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相互看视是在两个比较的层面上铺开的，作者不仅从本体论与语言论的高度对东西方诗学作了体系上的比较，同时也在东方诗学体系下对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也做了本体论与语言论上的比较。因此，西方诗学的本体范畴“逻各斯”与东方儒家诗学的本体范畴“经”，西方诗学的本体范畴“逻各斯”与东方道家诗学的本体范畴“道”，东方儒家诗学的本体范畴“经”与东方道家诗学的本体范畴“道”，这三个本体范畴在互为鉴照的比较下，被作者重新诠释出它们自身本在的原初意义。如果说，“逻各斯”、“经”与“道”是西方诗学、东方儒家诗学与东方道家诗学各自安身立命的终极，那么，西方诗学与东方儒道诗学在本体的终极上建构的文学价值取向，也正是在这三个本体范畴的互为看视与互为比照中澄明出来。美国学者勃洛克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在这一设想下展开的比较文学研究必然要求两种学术话语的沟通，当然，我们不仅应该寻求双方都可能接受的理论话语及言谈规则，也更应该讨论东西方诗学栖居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因此，对东西方诗学语境的讨论也是《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重要的涉入点。作者指出西方诗学栖居的拼音语境是写音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同时也指出东方儒道诗学操用的汉语是写意语言，是书写使意义出场。我们认为，西方诗学的写音语境与东方诗学的写意语境的界分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为学术界从语言切向本体而讨论诗及诗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什么西方诗学固执于语音中心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什么东方儒家诗学固执于书写中心论的经学中心主义？为什么东方道家诗学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主张反“立言”，以毁灭经典文本而拒斥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为什么西方后现代主义诗学与东方道家诗学从各自的语 境在解构各自诗学历程中的中心主义时，于本体论上能够达成共识？这些设问及困惑都可以从西方诗学的写音语境与东方诗学的写意语境之界分中给予澄明的回答。作者花了很大的力量来论证这个命题，无疑是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 杨乃乔博士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不同于以往的比较诗学专著，其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东西方诗学的外部与内部做体系上的比较研究，而不是做一个个诗学范畴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东西方诗学体系上的比较给作者的研究操作提供了相当的难度，同时也要求作者在知识结构及理论素质上有着良好的学院派训练。正是这种体系之间的比较思维使作者的视野不仅仅局限在诗学的层面上，而是透过诗学的表象去发掘规定诗学形成的更深层的东西，因此，作者是从哲学的维度去透视西方诗学的生成与发展，从经学的维度去透视东方儒家诗学的生成与发展，从玄学的维度去透视东方道家诗学的生成与发展，又从理学和心学的维度去透视东方儒道诗学的冲突与互补，这种诗学体系之间的比照性思考使这部博士后论文的撰写在一种可比性中延伸，而没有那种把范畴从学术文化的背景中孤立出来，进行范畴与范畴之间所谓生拉硬扯的“比较”。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追寻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也更是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视野的问题。说到底，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比较诗学也不是诗学比较，它要求研究主体秉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东西方文学及诗学互为看视的内在学术通透性。在一部比较文学或一部比较诗学的专著中，这种内在的学术通透性之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的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和《谈艺录》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学术界学人的广泛尊重。 反观当下西方比较诗学研究的现状，西方诗学往往偏执于自身的理论，或偏执于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对文学文本的透视和读解。任何理论在体系上的成功与自洽最终应该指向文学现象，使自身在文学现象的读解中奏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正是在调整了这一偏执上，把关于东西方诗学的理论性思考落实在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的层面上，使自己的研究不失于空谈理论。作者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诗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时，在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隐逸精神时，在讨论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时等等，都把自己的理论追踪与具体文学现象的层面的分析适当地结合起来。 西方比较文学界存在着“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等流派之争，东方大陆比较文学界倡导的“中国学派”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当下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格局。如果把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概念带到大陆比较文学研究圈子内来看，在一种普泛的意义上应该认定、成立两种语境下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研究，即西方欧美写音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与东方大陆写意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一位栖居在东方大陆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无论是用东方汉语的书写还是用西方拼音语言的书写来企图解决西方欧美文学与诗学的根本问题，这似乎有点隔靴搔痒。因此，栖居在东方大陆写意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把自身思考的着眼点置放在解决本土文学与本土诗学的基本层面上，并且其所解决的问题能够引起东方大陆那些纯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文论之学者的注目，这样才能够使这门学科在大陆学术界不饱受微辞的批评，从而使这门学科拥有一定的在东方大陆学术空间生存下去的学术地位。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本土国别文学研究者；在国别文学的学科意义上，倘若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缺憾本土文学研究的起码学术功底，他又应该怎样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呢？可以说，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由于作者的本土文学的功力的深厚，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