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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杂志第1期(左)、第35期封面 奇怪的是，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街头投掷石块和燃烧瓶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原先应该没从父母那里听到关于胡安·庇隆的任何好话，可现在，他们感到“马克思主义”和“庇隆主义”这些语词越来越有吸引力了。青年知识群体集体“向左转”，这当中除了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的刺激，还有一种逆反心态：青年人普遍认为，军方当权派越是厌恶庇隆，那么这个远在西班牙的旧领袖便越有魅力。到70年代初，左翼话语几乎成了阿根廷知识界的主流，作家、艺术家普遍倾向于用阶级概念理解社会激变，学界还出现了重估庇隆主义的“修正主义”史学。当然，左翼内部有诸多差异：有人是马克思主义庇隆主义者，有人是非马克思主义庇隆主义者；有些团体支持武装斗争，有些则不。不过，他们全都认可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替代资本主义，这种笼统愿景被称为“社会主义”。支持愿景的动力，固然有渴望变革的真诚，也来自青年人普遍的羞愧感——因为其父母那一代中产阶级非但没有站在劳动者一边，反而在军方镇压庇隆主义之时保持沉默，因此在六七十年代的阿根廷，“很多中产者都怀有一种‘欠人民的债’的辛辣痛感。”② 在对庇隆主义的镇压和重估中，以青年一代为主的阿根廷新左派登场了。实际上，“新左派”一词涵盖了不少派别，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它缺乏统一领导和政治纲领，其中不乏民族主义者、受解放神学感召的激进天主教徒、新一代庇隆主义者、格瓦拉追随者和毛主义者。但研究者认为阿根廷新左派具有“态度的同一性”：主张脱离传统的教条左派，与官僚化的阿根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拉开距离；谴责传统左派政党鼓吹抽象的无产阶级概念，却不了解有血有肉的本土劳动者，因而无法与庇隆主义工人相结合；新左派渴望寻找新的社会主义理念，在“苏共二十大”和苏军入侵布拉格之后，对他们来说，中国经验和古巴革命成了更有益的参照。 新左派关注“符号战场”并创造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文化新话语。首先，是庇隆主义在这套新话语里获得重估，庇隆主义思想及运动原先被阿根廷社会学开创者赫尔曼尼(Gino Germani)定义为“法西斯主义的克里奥尔版本”，现在被重新描述为一场具有反帝国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次，新左派谋求把知识阶层和大众联合起来，结成共同抵抗政坛和军界精英的联盟。这就需要把封闭的“文学城邦”向下打开，将其推入政治空间，在阿根廷文学传统中确立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文艺。文化期刊是新左派将文艺纳入政治空间的平台，先后归入新左派旗下的期刊包括《历史与当下》(Pasado y Presente)、《文化手册》(Cuadernos de Cultura)、《哲学问题》(Cuestiones de Filosofía)、《武装玫瑰》(La Rosa Blindada)、《书籍》等，这些刊物共同编织了挑战保守文学传统与树立新文艺的网络。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阿根廷，知识界和社会运动界的边界仍相当模糊，不少知识分子不仅是作家、期刊编辑，同时还是思想战的参与者和大众意识的引领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塞·阿里戈(José Aricó)就是一个例证，他创建了《历史与当下》杂志，脱离阿根廷共产党后，成为了新左派的核心人物。经由《历史与当下》杂志，阿尔都塞思想被引为新左派重要的思想资源。③另一份新左派杂志《书》也有浓厚的阿尔都塞主义色彩，1971年之后，这份杂志把办刊目标归纳为推进阿根廷文学生产的现代化和塑造新左派的文化政治。围绕这个初衷，《书籍》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其时，担任杂志主编的皮格里亚所撰写的《毛泽东：美学实践和阶级斗争》既总结了此前引入的批评工具，也为其后新左派及其本人的文化批评开启了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