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个人的教育水平与工作岗位要求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联系，当实际受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时，称之为过度教育；反之为教育不足；两者相当则为教育匹配。整体上，中国并未发生过度教育，甚至存在教育不足，但结构性过度教育却着实存在[1]。同时，中国的过度教育比率正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从2002年的13.92%增长到2014年的24.93%[2]，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发展教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又可提高国民素质，还能维持社会稳定；然而，一旦教育投资超过经济的可承受范围，其负面影响将随之而来，知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日益凸显，读书无用论重新兴起，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受阻，这都将危害教育事业的发展。正是对教育过度扩张的负面影响缺乏清晰的认知，过度教育才未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本理论被广泛接受后，各国的公共教育投入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高校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和高知低就现象的泛滥。乌尔夫(Wolfle)和弗里曼(Freeman)先后观察到这种现象[3-4]，并将其作为反驳人力资本理论的有力证据。随后筛选假设理论、工作竞争理论和配置理论等也相继被提出，用于解释过度教育现象。然而，学术界对过度教育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理论认识，彼此之间甚至存在着对立，且对中国的理论检验研究也极为不足，难以为中国过度教育的宏观分析及调控提供契合的理论支持，相关政策制定也难以实现。 众多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工作竞争理论和配置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也代表了对过度教育理论解释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认为过度教育的形成是由人力资本的商品属性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法则所决定，是知识劳动力供多于求的表现，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可通过工资水平的调整自行消除，故过度教育是短期现象，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会得到充分利用，教育与职业也将实现完美匹配[5]。换言之，知识劳动力的过度供给是过度教育的诱因，但现实中完全竞争市场往往不存在，这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所在。工作竞争理论(Job Competition Theory)是在筛选假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认为同时存在职业序列和个人序列，职业序列中每个岗位都有其技能要求、生产力特征和工资标准，个人序列中教育水平则间接地向雇主传递应聘者在个人序列中排名的有效信号，在均衡条件下，职业序列会根据个人序列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然而，现实中职业序列的变化存在刚性，与个人序列内部的激烈竞争和迅速变化之间并不同步，个体为获得工作岗位，往往倾向于过度投资教育以增强信号水平，过度教育也随之产生。在工作竞争理论的视角下，知识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是过度教育的诱因，且过度教育会长期存在，但教育的这种“浪费”是必然而合理的，需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消除过度教育[6-8]。配置理论(Assignment Theory)同时考虑到供给和需求双方的特征，认为工作配置不单单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在收入最大化的动机下，个体在可选范围内寻找最优工作岗位[9]，即边际产出的高低同时由个人特征和工作性质所决定，单一的人力资本因素(人力资本理论)或工作特征(工作竞争理论)并不能够充分解释个人的收入差异[10]。该理论认为过度教育会限制劳动力和工作岗位双方生产力的释放，是一种低效率的配置，并会一直持续到更具效率的配置发生为止，故需制定政策来提高配置效率，以消除过度教育[11]。 综上，不同理论对过度教育的解释并不相同，甚至彼此之间争论不一，特别是在相应政策的制定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同时，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理论对各国过度教育的解释力度也存在分歧，难以为中国过度教育的政策制定提供契合的实践依据。道尔顿(Dolton)等对1980年和1986年的数据分析表明，英国的过度教育更多为配置理论所解释[12]，他在另一项研究中也证实了上述发现[13]。萨拉(Sala)通过文献分析发现配置理论与当前的研究发现最为一致，而人力资本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则被大量实证研究所拒绝[14]。然而，布切尔(Büchel)等通过德国1964-1971年和1998年GLHS(the German Life History Study)调查发现，工作竞争理论在解释过度教育的持久性上更有力[15]。林斯凯(Linsley)对澳大利亚NLCS调查(Negotiating the Life Course Survey)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过度教育可被工作竞争理论所解释[16]。卡罗尔(Caroleo)对意大利大学毕业生的研究表明，工作竞争理论和配置理论比找寻理论更有解释力度[17]。此外，哈托格(Hartog)归纳了过去25年内5个国家(葡萄牙、英国、美国、荷兰和西班牙)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这三个理论都不能够有效地解释过度教育[18]。 之所以会造成理论认知和实践证据间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过度教育具有时代性与阶段性，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过度教育的症状和根源并不相同，单一理论很难去解释各国不同时期的过度教育现象，实证结果也必然各不相同；第二，过度教育是相对的，并非是绝对的，既离不开知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也离不开高技能工作岗位数量的增长，更与二者的结构匹配相关，这导致从不同视角出发会形成彼此对立的理论认知。因此，对过度教育的理论选择需考虑本国国情。为此，本研究借助于中国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人力资本理论、工作竞争理论和配置理论对过度教育的解释力度，从而为过度教育的治理提供符合理论与实践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用数据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http://css.sysu.edu.cn)。CLDS的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15岁至64岁的家庭成员)，对全国样本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抽样设计，旨在描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与变迁，包括教育、就业、家庭等多方面的变量，特别适用于本研究的数据需要。分析对象限定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雇员，并不包括自雇、雇主、务农、兼职和学生等。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为60周岁和55周岁，以男性退休年龄为标准将样本年龄限制在16周岁到60周岁之间，并参照最低工资规定和收入的异常值分布特征将年工资性收入限制在9600元和70万元之间。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为5469人，男性和女性分别有3117人和2352人，东部、中部、西部分别有3162人、1187人和1120人，工作地在城镇和乡村的分别为3558人和191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