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9)04-0019-08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革命性的变化。面对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1]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也事关我国在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中的话语权，是我国占领发展制高点、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外部保证。全球治理体现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博弈，本质上是人才竞争。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性人才培养和输送的基本渠道，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是塑造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乃至影响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层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经济转型期、重大风险防控期等多期叠加阶段，前景光明，挑战严峻。要想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巩固和扩大国际“朋友圈”，维护和延长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新时代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国际社会力量格局的转变，教育对外开放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推动全球教育治理变革是新时代提出的重要命题。 一、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转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背景、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战略部署对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面对国内国际发展大势，教育对外开放转型是因势而动、顺势而为，需要在使命担当、角色定位、发展方式、工作重点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重要转变。 1.使命担当的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对外开放助力中国教育由穷国办大教育向大国办强教育转变。在中国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后，面对改革开放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教育对外开放的使命担当发生了重要转变，即由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向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教育对外开放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开放最鲜明的特征。建设好“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教育合作、共育急需人才，这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的基础工程。面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挑战，仅凭一国之力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唯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联通各国政策，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它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是应对人类现实挑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担当。以教育交流合作为最大亮点的中外人文交流已成为中美等大国关系的地基，成为中国“民间外交”最重要的舞台和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在凝聚全球治理共识、促成全球协调一致应对共同挑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2.角色定位的转变 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我国以前主要是“跟跑”，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管理制度和适应国际教育规则来缩小教育发展的差距，重点关注的是国际经验本土化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教育改革发展成果的不断丰富，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的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转为“并跑”甚至“领跑”，本土经验国际化的诉求日益突出。近年来，我国主动在全球教育发展议题上不断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牵头制定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教育战略》《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随着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国际社会对中国担当的期盼更加强烈。我国正从国际教育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制定者和积极推动者，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角色从“学习适应”向“推进变革”转变。 3.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前教育国际交流的密度、深度和广度已今非昔比。随着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2]截至2018年6月，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2342个。[3]然而，“宽进宽出”、粗放式的规模扩张制约教育对外开放中的生源、师资、投入等要素的结构优化，影响教育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的提升。正如阿特巴赫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日本引进美国低水平高校合作办学的案例中所指出，“中国需要审慎对待海外学术机构和项目的大量涌入。简单的门户大开和寄希望于市场调节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错误的。”[4]2018年教育部一次性终止23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5]成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由注重规模的粗放式发展向注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的显著标志。教育对外开放内涵式发展要求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中，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特点与需求，设计不同类型的开放交流路径，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推动开放交流内容的精准化、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交流过程的机制化和交流成果的品牌化。 4.工作重点的转变 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教育舞台的中心，中国的教育发展经验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借鉴。如“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埃及、葡萄牙等10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邀请；近年来，英国引进上海数学教材，购买上海数学教师教学服务；俄罗斯用中国专家、中国标准对本国大学专业进行评估；约旦首相马舍尔邀请我国高校在约旦开办职业教育，为约旦培养应用人才。[6]“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中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要虚心向世界各国学习，“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8]。在继续学习其他国家先进教育经验的同时，教育对外开放在工作重点上需由助推国内教育治理向统筹国内与全球教育治理转变，由单向学习借鉴向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转变。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提供中国的教育发展标准和方案，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将成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内容。这是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明互容、经验互鉴、民心互通，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中国力量、做出中国贡献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