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民主化研究依旧是当今政治学中的“显学”，有学者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三本顶尖国际期刊在1989年至2004年所刊发的319篇文章进行了梳理，发现涉及民主化与民主崩溃的论文在其中占据的比重达到16.3％。①在当前的民主化研究中，大样本计量统计与博弈模型在研究方法上占据了主流，并诞生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成果的丰裕却难掩认识上的贫瘠。正如巴巴拉·吉德斯(Barbara Geddes)所言：“随着新数据库的完成和共享，以及统计和建模训练的逐步完善，民主化研究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尽管我们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新观点，但我对民主化的认识却改变甚少。近期研究不过证实了我们几十年前就认为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富国更容易民主化。”②这促使学界超越主流视角来分析民主化这一经典议题。有学者认为，研究政体的形成、转型与崩溃的文献可以归为三类传统，即社会力量(冲突)范式、转型学范式以及结构主义范式。③这在民主化研究中同样适用，不同的学者将民主的发生归于不同的原因：社会力量的联盟与冲突，精英的博弈，抑或是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于后两种更为流行的研究范式，本文认为立足第一种范式，尤其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与比较历史的视野，才是分析民主形成与政体变迁的关键——即本文所呼吁的“回到摩尔”。作为比较历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其《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下简称《起源》)中所提出的议题和方法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探究国家发展的脉络中孜孜以求，与此同时，摩尔及其追随者在历史的宏阔蓝图中向人们展示出雄心勃勃的学术抱负。这种学术抱负塑造了社会科学的历史想象力，并为理解真实世界提供了深刻洞见。 一、民主转型学的兴衰 民主转型学曾长期作为民主化研究的主流范式而存在，其兴起与世界政治中的民主化浪潮有着莫大的联系。以1974年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为开端，“第三波”民主化席卷全球。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西方思想界沉醉在“民主和平”的幻影之中。在学术研究领域，1970年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撰写的文章《民主转型：转向一种动态模型》这一重要文献标志着“转型学”的确立④，1986年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和劳伦斯·怀特海(Laurence Whitehead)合编的四卷本著作《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更昭示着民主转型研究的系统化。时至今日，转型学研究的成果已经汗牛充栋，在国内相关文献也屡见不鲜。⑤在笔者看来，正确地理解转型学的核心逻辑及其问题必须对其特有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予以深入考察。本文认为，转型学及其变种是立足于精英博弈以及阶段论的，这种“反历史”研究方法的背后所蕴含的本体论思维是二元政体观和线性发展观。 转型学秉持行为人中心主义路径，强调特定条件下精英之间的博弈，这与1990年代之后政治学的整体转向有关。此时，学界已经逐渐厌倦了国家中心主义等宏大视角，政治学开始了微观转向。例如，胡安·林茨(Juan J.Linz)提出了如下观点：“那些作出特定选择的行为人能够增加或减少政权获得稳定性或持久性的概率。”⑥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蔓延更是为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分析视角搭建了平台。由此，比较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系开始逐渐疏远，转而与经济学频繁互动。在转型学的研究者看来，精英与大众的互动决定着政体的发展走向，并根据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了多种理想类型，虽然偶然性也会发挥作用，但在他们眼中，事件的复杂性也仅仅止于行为人的不确定性。⑦正如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ezworski)所强调的，民主化进程不是源于社会结构的外部制约，而是源于行动者进行策略调试的政策过程，它体现的是一种制度制衡。⑧即便是比较强调背景条件的学者，如斯迪芬·海格德(Stephan Haggard)与罗伯特·R.考夫曼(Robert R.Kaufman)也认为，体制转型和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虽然受到经济环境和现有制度的约束，但其最终决定因素是关键参与者——现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派——的战略选择。⑨ 从学术渊源上来看，民主研究的转型学范式与195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一脉相承。虽然其关注领域略有差异，但它们均认为历史是分阶段且线性演进的，现代性或民主政治是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针对转型学对民主化的概括，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其视作具有巨大迷惑性的“次序论”：其典型的做法是，理论家将前提条件当作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然后提出接下来的三个阶段——退出、转型和巩固——是主要行动者之间互动和选择的结果；反之，逆转(例如从脆弱的民主中退出，回到新权威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下一个阶段的条件有所欠缺，而且这一点与主要政治行动者之间的民主选择和互动结合在一起。⑩基于此，有学者概括出了民主化研究的四大基本命题：第一，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存续，“民主更有可能在发达国家得以存续”；第二，政治精英在民主制度的设计和民主化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第三，民族问题和国家建设问题对民主政体的存续与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第四，民主巩固能够有效应对政治衰败。(11)这些观点构成了西方比较政治学从现代化理论到民主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