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2)10-0108-11 “变化是永恒的。无一事物恒变。”①《现代世界体系》开篇之言，恰也反映出了当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境遇。这些国家的政治主题虽然自二战以来共同经历了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转变，②但一系列的变革并没有真正改变它们自身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发展”主要是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即聚焦普通民众的“个体福利”和“生活内容”等“可行能力”的提升。③以此视角检视第三世界，两组结构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中心地区之于边缘地区的长期优势，二是国家内部权力精英之于普通民众的长期优势。依附论传统为第一个问题提供了颇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所要关注的则是第二个问题。在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乃至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等一系列变革的背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依然存在一种封建—殖民时代就已形成的强大历史延续性。 为了理解这种历史延续性及其后果，笔者聚焦于新国家诞生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种建国方略的此消彼长。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出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以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兴起了，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席卷全球，殖民统治与帝国主义受到了根本冲击。然而，“反体系运动”中孕育而生的两种政治思潮在建国时刻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环顾第三世界，几乎所有新政权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最终巩固下来，民族主义在更多情况下战胜了共产主义成为建国者的意识形态选择。本文认为，正是这种选择导致“旧秩序”在“新世界”中得以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理解这一政治现象的起源及后果，对于理解当代第三世界中的普通民众所遭遇的结构性阻碍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更为聚焦地展开分析，笔者选取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作为研究案例，借以观察关键性事件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得以塑造并不断实现自我塑造的，以及它如何依旧对当代国家发展发挥着深远影响。 一、兴衰殊途：对抗性意识形态在东南亚的命运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④当时代的曙光照亮20世纪，一种全新的抵抗形式在暗自生长。回顾过往几百年的历史，东南亚人民在面对殖民者的暴虐统治时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然而“仇恨与暴力不管多么广泛，却不能构成革命”，传统的农民起义只是针对眼前的压迫，他们并未进一步思考剥削制度的根源，也无法构想新的理想社会。⑤建构共同的奋斗目标与社会发展方向有赖于全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外来思潮赋予了东南亚反抗运动以完全不同的意涵。 首先是民族主义，“从传统抵抗到现代反殖民挑战的转变通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发展”。⑥早期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通常以宗教的名义兴办新式教育。此举不仅可以向年轻人传授知识，而且为传播新思想提供了场所。同一时期的日俄战争、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印度的反殖民运动等重大事件，也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⑦随着实践不断深入，新的、更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提出建立自治政府等主张，马来人联合会和马来西亚青年联合、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泰国人民党、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等民族主义政党陆续出现。他们在实现社会动员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口号，包括大众参与、经济公平、保障普通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等，从而改变了之前过度精英主义的倾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世界国家的抗争运动愈发关注动员底层的力量。民族主义领导者们开始纷纷致力于扩大抵抗外国殖民势力的群众基础，其重要方式是“建立工农大众组织并加强领导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各种联系”。⑧ 对阶级因素以及大众动员的关注引导我们转向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力量——共产主义，更广义上说是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思潮。当“大萧条”导致的出口衰退蔓延到东南亚，当地人就业机会和收入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殖民政府却进一步增加赋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相较于民族主义浓厚的本土属性，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传播更有赖于外来人士的宣传，尤其是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很好地回应了东南亚底层民众所关心的殖民统治、经济剥削、普遍贫困等一系列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建立的一些面向华人的政治团体，如在新加坡建立的南洋共产党，则为共产主义传播奠定了组织基础。20世纪初，一系列共产主义政党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相继建立。由于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所做的突出贡献，共产主义思潮在二战结束之后进一步蓬勃发展：在印尼，共产党在国家独立之后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爪哇的影响力；在菲律宾，胡克的领导人路易斯·塔鲁克宣布自己信奉共产主义，菲共的武装部队控制着吕宋的“谷仓”；在马来西亚，劳工运动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泛马联合工会成为了维护劳工权益、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⑩ 然而，共产主义的滔滔之势却在新国家建立前后几年间陆续偃旗息鼓：马共在“紧急状态”中被视为“非法组织”而遭遇取缔，菲共领导的“胡克”武装在内外夹击中面临灭顶之灾，印尼共也惨遭解散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民族主义领袖纷纷掌握了新国家的执政权。那些以“民族”为动员口号的政治组织最终完成了建国任务，并推动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迈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股对抗性意识形态最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这种不同命运的背后对国家的长时段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