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这一冲击来自有关定性研究与小样本分析(small-N)文献的大量出版(Bennett和Elman，2006a；Munck，1998)。这些出版物是建立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比较研究学方法探讨的成果上的(例如Lipjhart，1971，1975；Przeworski和Teune，1970；Smelser，1973，1976)。然而，早期研究中，普遍将定性研究方法视为一种“最后手段”，并认为只有在其他方法(例如定量研究方法)都不奏效时才使用，所以，当下的研究都强调这定性研究方法相较于其他方法的这种独有优势。此观点也与这一领域的研究实践相符。例如，比较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在研究中经常用定性研究方法取代或融合其他研究方法，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对解答自身所感兴趣的实际问题而言，定性研究方法是必要的。 今天，在比较政治学范畴下所有重要话题(Substantial topics)的探讨中，学者们普遍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有人指出本学科关键领域的所有重大研究成果就是例证：民主与威权主义(如Collier，1999；Haggard & Kaufman，1995；Huntington，1991；Linz，Stepan，1996；Rueschemeyer，Stephens，1992)、经济增长问题(如Amsden，2003；Evans，1995；Kohli，2004；Wade，1990；Waterbury，1993)、市场导向的改革与规制(如Ekiert and Hanson，2003；Haggard and Kaufman，1992；Hall and Soskice，2001；Kitschelt，1994；Nelson，1990；Vogel，1996；Weyland，2002)、国家建设(如Downing，1992；Ertman，1997；Tilly，1990；Waldner，1999)、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如Brubaker，1992；Haas，1997；Lustick，1993；Marx，1998；Varshney，2002；Yashar，2005)、暴力与国家崩溃(如Boone，2003；Reno，1998)、革命与社会变革(如Colburn，1994；Goodwin，2001；Parsa，2000)、社会运动(如Goldstone，2003；McAdam，Tarrow，Tilly，2001；Tarrow，1994)、选举与政党制度(如Collier，Collier，1991；Kitschelt，Masfeldova，Markowski，Tóka，1999；Mainwaring，Scully，1995)以及社会政策(如Esping-Andersen，1990；Hacker，2002；Hicks，1999；Immergut，1992；Pierson，1994；Skocpol，1992)，上述这些研究成果都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虽然这里只罗列了大量相关研究文献中的一小部分，但也证明了定性研究方法在本学科中的突出地位。 那些运用替代性研究方法的学术成果同样证明了定性研究方法在学科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例如，有关理性选择的研究中常借助定性研究方法建构理论假设并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这点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在小样本的个案研究中引入理性人假设，从相对非数学的角度提出理论假设(例如Bates，1981；Geddes，2003；Laitin，1999；Munck，2001)。事实上，新近对“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研究也表明了学者正试图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中融入定性研究方法的优点(Bates，Greif，Levi，Rosenthal & Weingast，1998)。同样，比较政治学中的统计分析也逐渐将定性案例研究(qualitative case studies)用作其因果推论的补充(例如Huber，Stephens，2001；Kalyvas，2006；Lieberman，2003；Posner，2005；Swank，2002；Wilkinson，2004；Lieberman，2005)。事实上，在一部分运用多元方法的研究成果中，定性案例研究是其进行因果推论的主要手段。 对定性研究方法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使得学界出现了一些综述性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探讨了比较政治学中各种研究方法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以及针对这些困境的各种建议(如Bennett & Elman，2006b；Collier，1993；Munck，1998；Ragin，Berg-Schlosser，de Muer，1996)。并且，在过去短短的五年间，有关定性研究方法的专业书籍出版了不下十种。不过，这也使得比较政治学学者很难跟上这一领域的发展步伐(Abbott，2001；Brady and Collier，2004；Geddes，2003；George and Bennett，2005；Gerring，2001，2006；Goertz，2006；Mahoney and Rueschemeyer，2003；Pierson，2004；Ragin，2000)。本文将通过考察理论建构及理论检验这两大定性研究领域，对近来比较政治学中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的观点与争论进行统括。 一 理论建构 在政治科学的其他子领域，研究者们通常在某些研究项目中展开合作，而这些研究的目的一般只是提供基础性的假设以阐明可证性理论(testable theories)。例如，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通常会围绕以下研究规划组成研究团体：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Bennett，Elman，2007；Elman，Elman，2003)。但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研究者通常并不会像这样围绕研究项目开展合作。相反，他们从以下更多样的研究路径中寻求理论灵感：战略选择模型(strategic choice model)、国家中心路径、保护者—受保护者理论模型(patron-client models)、国家依附理论(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dependency)及其他一些理论路径。不过，这虽然关注到了研究中的某些关键性因果关系因素，但也使得研究缺乏研究规划或理论范式所具有的概括性。尽管如此，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者——无论是理性选择理论者，还是结构主义论者，抑或是文化主义论者(culturalists，如Lichbach，Zuckerman，1997)——基本上会将不同研究路径中的要素相互融合，用以阐明他们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