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就生态政治理论的提出、生态政治的层次、生态政治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的关系、生态政治与斗争政治的关系、生态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撰文，阐述了生态政治由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政治——社会——自然生态三个层次所组成的观点，并认为，生态政治是在新的视角上对民主政治的补充、完善和发展（注：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第3期。）。 在新的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拟就生态政治理论的提出、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生态政治的“内生态”和生态政治的“外生态”等问题再行论述，以就教方家。 一、生态政治理论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以冷战为特征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先导下，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新的峰巅。尤其是在西方，以田园情调为特征的旧的农业文明所展现的那种人——社会——自然相互依赖、协调共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工业大机器的轰鸣声中渐渐隐去。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不断冲击着人对自然环境相依赖的纽带，自然是人类之母的观念渐为“机器塑造一切”的意识所取代。由于工业文明通过大机器和流水线，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而使得人们由对神秘的大自然的崇拜转向了对大机器的膜拜。人类对工业文明狂热崇拜的后果之一，就是人类远离了自然，剥离了自然之于人类的母体关系，把自然推向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从而使人类由对自然的依赖转向了对自然的征服。安泰离开了大地。“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人类已经摆脱了自然的制约的幻觉，从而形成与生态环境的敌对或漠视状态，造成了今天生态意识薄弱的结果。”（注：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由生态意识的淡漠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垒和大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带来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世界人口的骤增，土地资源的锐减和退化，森林资源的枯竭，水资源的污染，大气臭氧层的破坏，全球的温室效应，等等，直接而全面地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对这样一种由工业文明所导致的始料不及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人类生存危机，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以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改善人类生存状况为目的的绿色思想。罗马俱乐部认为，由于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新的技术革命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进步，反而使社会面临着种种危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技术的轻率运用，导致了人口爆炸、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鉴于此，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和悲观，认为人类社会误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歧途。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生存的危机，同样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4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发表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注：转引自龚建华：《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概念》，《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年第3期。）这标志着社会发展的环境生态意识在世界范围的觉醒。此后，环境生态意识和绿色思想开始走出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范围，逐渐向着更广更深的领域拓展。如由初始阶段单纯的对环境保护观念的倡导，向着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向发展，向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相谐调的方向拓展，向着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方向深化。进而，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绿色和平组织所提出的环境生态化的要求，日益转型为一个政治性问题，由是，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进入了政治领域，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联姻，遂形成了生态政治理论。“从广义生态政治的角度看，生态政治理论无疑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绿色革命运动及其理论代言人，基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从生态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阐明的全新的绿色政治思维。这种绿色政治思维，把政治——社会——自然看作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巨型系统，自觉地把政治放到一个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广阔的大背景中，对其理论和行为的正负效应进行多重的、宏观的考察，因此，这是一种自觉的、宏观的生态政治理论。”（注：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第3 期。）这种生态政治理论，主张建立一种“符合生态的分散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模式”（注：熊家学、刘光明：《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与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2 期。），强调社会民主、政治民主和权力分散，追求公民不分种族和性别的自由与平等。这样，绿色思想通过与政治理论的互联，逐渐演变出生态政治理论。 二、我所理解的生态政治理论及其研究对象 目前，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散见于书刊的著文，对于生态政治的理解，也多是把生态政治仅仅理解为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且这种生态政治又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该种政治价值观认为，自然生态环境是目的，而政治是维持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手段和工具。“生态政治学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远性解决。”（注：刘在平：《面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政治思维——生态政治学》，《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要保持好自然生态，我们不仅需要伦理观念的支撑和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还需要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现在，生态活动已不仅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包含着政策主张与选择的政治问题。”（注：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 ）简言之，该种生态政治观认为，生态政治就是重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治。而笔者所理解的生态政治理论与之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上述观点的否定，而是以上述观点为基础，对生态政治理论在内涵和外延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推展。在内涵上，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注：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第3期。 ）。之所以把生态意识引入政治观念和政治过程之中，并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和推展，是因为生态政治是现代文明政治，体现着时代政治的特征。围绕政治而展开的生态政治理论所强调的，就是政治的生态化。而政治的生态化意味着，政治过程不再象中国传统的“家政治”那样，局限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利益纷争。政治生态化把政治推向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乃至自然领域，使传统政治向着把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吸纳于其广阔视域的现代政治转化，使“小政治”向着“大政治”转化，从而使政治行为者（无论是决策者还是行政者）以大局观的、生态化的眼光来审视、处理政治及其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果。所以说，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的是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注：刘京希：《生态政治新论》，《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它认为，经济、政治、 文化各自分家的“拼盘式”传统社会正日益向着经济、政治、文化相互揉和的“融合式”社会演变。当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巨型生态系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往往受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个政治群体，在它从事任何政治行为前，都须首先考虑其行为对其他政治群体、社会群体、经济群体、文化群体的正负影响及其反应，影响与反应的正负，决定着该政治群体的政治行为的成功与否。生态政治理论正是试图辨清政治体系内部诸亚体系间的关系，政治运行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政治运行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一政治体系之所以制订这样的政策，而不是制订另样的政策，除了政治主体本身的原因外，就其与客体和环境的关系而言，究竟是何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且，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政治体系与外在环境越来越密不可分的关系，就使得生态政治理论不仅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等的生态关系，而且还要研究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因为政治软科学认为，在政治与科学技术联姻从而使得政治日趋规则化、信息化和技术化的状态下，建立一套处理公共事务的规则和程序，比起选举谁人来作国家领导人更为重要；还要研究一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生态关系，因为在信息化时代，庞大的地球正在“缩小”为“地球村”；还要研究一国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因为信息时代经济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渗透，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使得各国政治的运转发生了政经一体化的质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