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无疑是当今世界政治思想界的一位卓越学者，富有理论的洞察力和现实感。考察其前后20年来的思想轨迹，检视其三部产生重大影响力的著作——《历史的终结》《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笔者以为他的思想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理论的富有挑战性的样板。福山的著述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理论与国际比较政治等诸多领域，笔者无力一一展开评论，下面仅就与中国政治思想相关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福山思想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国内掀起“福山热”，使关于福山的话题，已经超出学术理论界，延伸到公共话语领域，谈福山成为当今中国公共媒体与学院体制内外的一种时尚。在这番朝野的热议中，有几个话题是绕不过的，其中一个便是福山的思想由于受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影响，较之从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对自由主义民主有着极大的热忱和信心，并将其誉为人类历史“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民主制度必然是历史上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在近期关于政治秩序的两本新作中，由于目睹了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福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叙事方式和思维模式显然受到了中国历史政治的影响，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不同于美国民主的中国模式，以及在经济政治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力，福山很难在原有的理论上自圆其说。为此，他要对中国问题作出解释，这就迫使他修正了“历史终结论”，尤其是福山在多种论述中，对于中国政治历史与政治现实的国家能力以及政府集权给予了较高评价。中国的国家主义理论家们对之大为推崇，他们认为福山业已改变了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的观点，成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拥趸。 稍微认真阅读一下福山的两本新作，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所言不过是一种刻意的歪曲。福山固然在新作中加大了对于中国历史政治与现实政治的研究，甚至把中国政治秩序的演变及其结构视为其思想理论的一个有机构成，但其中绝没有为中国权力政治背书的问题。毕竟他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学学者，其思想的视野决定了他的理论要把中国视为世界政治秩序演变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概括出一套与他的理论体系的相关性，甚至不排除提取出某些正能量给予一定的赞赏，但他的观点是审慎而客观的。 在塑造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问题上，福山认为威权主义政体对塑造现代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并指明在制度安排的次序问题上，国家建设先于民主建设体现出更优越的制度化特点，但这并不能推断出威权政体比民主政体总体上更优越的结论。中国体制不同于西方民主政体的独特性在于我们的中央集权政府其来有自，所以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政治的历史延续所凭借的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而是国家的中央集权能力，这个制度特征是中国政府赖以发展的支点。对中国历史政治的研究的确占据了福山新作的重要部分，但福山的主旨不是为中国模式的持续有效性做论证，恰恰相反，他通过对于现代政治三要素的结构性分析，指出偏于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并不能解决存续发展的有效动力机制难题，由于缺乏法治与负责制政府的现代民主要素，其衰败也是必然的。当然，这种集权政治的衰败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民主政体的衰败，后者是由于缺乏国家能力所致，前者则是国家能力过剩所致，但都是衰败，因为都没有达到国家建设、负责制政府与法治三者的制度平衡。如果说福山真的有为其他国家政治成功背书的话，福山对英国议会制的赞同则是发自内心的。在谈及政治发展三要素中的次序问题时，福山指出，英国的议会制似乎具备较为全面的均衡，它既能提供国家建设的有效性，其责任政府又有着相当的执行力，再加上英国的法治传统赓续有嘉，因而便不会出现美国自由主义民主的窘境。总的来说，福山思想的中心议题依然是西方的，是英美的普世主义世界政治秩序的得失问题，中国问题不过是其思想序列中的一个注脚。我们对之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福山的观点究竟变化了没有呢?笔者的看法是：福山的思想在变化中明确而坚定地保持着不变。说他思想有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研究的议题从思想史转向政治史，中国古今政治制度成为近期福山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与历史终结论的政治哲学议题不同。福山在新作中采取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模式，从一种思想史的“历史终结论”勾勒转变为一种政治史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历史的终结》中，福山的研究局限于短暂的历史过程——即20世纪后半叶50年左右的历史，而在新作中福山将其扩展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并且跨越了地域和国度，纵深于史前文明到当今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政治发展的简史使其论述的深度比起之前更有说服力。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用了不小的篇幅专门论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并将其列入了第二部分的国家建设之中。他对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剖析，引证了从早期夏商周时期开始的国家形成，到隋唐盛世大一统的长久的封建历史过程，在佐证历史终结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之前未曾列入其思考范围的文化影响问题。福山将中国统一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文化的塑造，这种统一的文化意识使其即使在国家消失时也有着不可抵挡的生存力量。[1]福山也看到了在中国社会影响重大的家庭和亲戚关系，以及宗族势力在地方发挥的准政制的功能，[2]并且提出了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最主要的动力也是战争，这一点与欧洲的国家建设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3]但中国最后归为大一统而欧洲却是诸国林立，这自然少不了其不同于欧洲的地理、文化等特质。相较于欧洲，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没有经济现代化的陪伴，也没有社会现代化的陪伴，所以直到今日发展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这也让马克斯·韦伯对此都很迷茫。对政治制度议题的研究同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哲学当然有着不同的路径，因而福山也提出了新的制度史的研究路径。 第二，福山提出的国家建设、法治与负责制政府的三个制度，进一步丰富了早期思想的历史哲学，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中国政治历史的内容成为其总结国家或政府能力的一个实证来源。在新作中，福山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去粗取精地运用了三个主要概念来总结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即国家、法治与负责制政府，并指出了这三个概念在政治现代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4]作为政治发展重要维度的国家建设为三者中的重要前提，无国家则无民主可言；法治缺位则民主无以立，政治建设便可能充满重大瑕疵或脆弱到不堪一击；而负责制政府则要求一个有效政府在适当时机为整个社会利益作出应有的回应。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必须要把这三种制度稳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平衡是现代政治得以发生与演变的内在机制，也是现代政治之必需。三者的平衡要求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力可以执行法治，并在法治和问责制的框架内，使国家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从理论到实证的转型，使福山的研究有了数据和史料的支持，避免了哲学意义上的泛泛而论。既然以史立论就不能不谈历史，对中国漫长五千年历史倘若避而不谈，反而可能成为福山新作的软肋，故尔，福山本着实证主义的方法论，面对中国政治历史内容中所包含的强大国家的因素，予以消化、吸收和提取，并衍生出其大谈国家制度三要素的论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