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10-0124-09 一、张灏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张灏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文自20世纪80年代发表以来，在华人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①。如李明辉指出的，他在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的说法，对传统的态度而言，可能比他的老师殷海光一辈的第二代自由主义者，更比“五四”一代反传统的弄潮儿要温和、公允得多②。第二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关心的话题是儒家思想如何阻碍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发展，但晚期的殷海光“已不再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视为对立而不可调和”，而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包括殷海光的弟子张灏和林毓生等人，更是“都承认传统儒家思想中含有一些思想自由，在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可以助成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发展”③。但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前提，已经不再是第二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关心的儒家的什么因素阻碍民主，而转移到“儒家思想究竟缺什么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民主政治”这一问题④。 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对华人知识界，尤其是经历了最激进的反传统洗涤的(从儒家角度讲，可以说是亡了天下的)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并不是更温和的批评，而是给反传统者提供了新的话语。这篇文章通常被公众所理解的核心观点是：西方人性观对人性恶的强调是其发展出宪政民主的基础，而传统儒家的性善论导致的幽暗意识的缺乏是传统中国无法发展出宪政的原因(下简称“幽暗意识论”)。这种观点常常被当成毋庸置疑的事实⑤。并且很多人更由此得出结论，为了让自由民主在中国落地生根，儒家思想的影响要被去除。这里没有什么创造性转化，而是一种根除性“转化”。用李明辉的区分，持这种解读的大陆自由主义者还停留在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二代，中国自由主义第三代张灏的文章的主旨，被这些自由主义者又误读成了上一代的立场。如果认为这种幽暗意识论是出自张灏，那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可能是望文生义的结果，是源于大陆与台湾差了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张灏的真正观点，不仅与这种反传统者中流行的说法有诸多不同，即使在看似类似的地方，也要比后者微妙得多。 虽然张灏这篇文章远比对他通常的曲解以及其他的幽暗意识论深刻，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哲学上讲，这篇文章依然充斥了似是而非的论断。对此，台湾第三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李明辉，甚至一些自由派人士都曾经撰文表达批评意见⑥。但张灏一文——尤其将其简化曲解的观点——的影响依然经久不衰，这恐怕只能显示大陆知识界，尤其是反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思维的落伍与贫困⑦，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无知。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首先会澄清张灏本来的观点。然后，笔者会对其进行批评，并进而为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辩护。笔者在这里的努力，可以说是前面已有批评的重复。但当张灏本人的幽暗意识之说还被幽暗意识论所幽暗，其幽暗意识说的幽暗之处还不甚为多数读者所明了，这种重复就还有必要。并且笔者会尽量对张灏的这篇文章进行一个全面的哲学上的批评，以期在已有批评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下面，笔者首先总结一下张灏原文中的观点。 在张灏的文章里，与幽暗意识论者中所公认的自由主义是以性恶出发的观点正好相反，张灏首先指出：“不论是西方或者非西方，一般人对自由主义常有的一个印象：自由主义是相信人性是善的”⑧，并将这种印象归因于18世纪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所受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之影响⑨。但他指出，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即“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⑩。因此，自由主义的乐观，使得它“对人类的未来是抱持着希望”，但它的幽暗意识使得“这希望并不流于无限的乐观和自信”(11)。 同时，他指出，“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可”，而是“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欲和私利”(12)。因此，它与法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功利主义、道德唯我论(ethical egoism)都不同，因为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并以此为前提来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13)。 在这篇文章的导论里，张灏最后给出了一个一般的思想史论断。虽然多种古老文明里面都有幽暗意识，但“它在印度与西方文化中特别深厚”(14)。印度文化是出世的，因此只有西方文化中的幽暗意识，经其人世精神，“对政治社会，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演进，曾有极重要的影响”(15)。 在文章的第一节中，张灏指出，西方幽暗意识的来源是基督教。它继承了西方文明之源头的两希文明中的希伯来的犹太教中对人类的善恶两面性的认知。其幽暗意识使其“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与儒家与柏拉图思想中通过完美人格的统治者(圣王或哲王)来解决问题的想法不同(16)。这种幽暗意识使得它重视法律制度。这种意识在欧洲现代化早期的清教徒中表现“极强烈”，他们认为“政府的目的是阻止人的堕落”，并且有着“对有权位的人的罪恶性的警觉”。这些对自由主义都很重要(17)。特别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中心观念——‘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原则就是反映基督教的幽暗意识”(18)。张灏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自由宪政的确立与它早期移民主体为清教徒，其思想界受到“英国17世纪清教徒革命时所产生的自由宪政思想”有重要关系(19)。在这一节的最后，他讨论了19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史学家阿克顿对限权的论说。阿克顿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常引的警句“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的作者，而他对当权者的怀疑最终来自于他作为基督徒的幽暗意识(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