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9)02-0003-11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学已经具备了学科成熟的全部标志，[1]出现了比较教育的学科意识、研究范式、学科文化、方法论、理论思维等话语，已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学科转化为中国本土化的比较教育。然而，比较教育的发展依然面临学科身份危机等一系列挑战。基于此，从中外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探寻比较教育的发展路径，从方法论视域探究中外比较教育发展的区别与联系，意在为比较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一、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知识论贡献 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选择服务于研究目的，比较教育学科的性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方法论体现出来的，[2]其萌芽最初只是一些学者为促进本国教育制度的完善而激发起来的。实际上，比较教育方法论是伴随比较教育的发展与完善而兴盛起来的，尤其注重以探究范式问题的争论深化了比较教育的理论根基，以争议学科独立身份明晰了比较教育学科意识，发展多元的方法(论)拓展了比较教育的理论资源。 (一)研究范式的形成与论争深化了比较教育的理论根基 一般而言，研究活动在思维上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研究的基本内容与问题的维度，二是研究前提的维度。依据知识论的视点，前提是支配理论主张及其观点的基础。[3]从比较教育发展历史而言，比较教育之所以会出现众多的理论样态，在于其理论前提。当然，比较教育的辩解力与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前提。比较教育诞生起，学者们就致力于使其成为一门科学，以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比较教育的理论前提，更倡导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用专业的检测手段去验证研究成果，提出了“各门科学使用的是各种方法和分析表，用各种方法和分析表成为整理信息的工具……倡导应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观察法等”[4]观点。 当数理化统计、测量与标准等科学主义成为比较教育预设理论前提的研究技术与手段时，就出现了教育实验的许多理论主张，譬如具有鲜明科学实证主义色彩的贝雷迪(George Bereday)“比较四步法”方法论等。不仅如此，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历史与文化的方法没有清晰的方法论框架，故而科学性欠缺，为了突破以往思辨方法论的桎梏，重新提倡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时代的实证精神，以实现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与实证化。实际上，在纯粹科学主义范式下产生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是不现实的，比较教育实验不可能与完全的自然科学实验等同，比较教育理论很难像自然科学理论主张具有严格的控制性与多维可重复性。与科学主义范式过分注重客观规律与本质不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更加强调人本身的存在性与独特性，即从前提的角度提出诸多理论主张。譬如康德尔(Kandel)、汉斯(Hans)等重视文化、历史在比较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关注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对教育的一系列影响等，开始走向对研究对象的构成性理解与诠释。实际上诸如“历史文化学派”、“因素分析”等极具人文主义特征的理论诉求证明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两种范式研究的相关论证及其博弈从前提性角度论证了比较教育应秉持什么理论主张及其如何实施理论诉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这对于比较教育理论根基的深化与拓展大有裨益。 (二)学科独立性的确立明晰了比较教育的学科意识 “悠久的过去，短暂的现代”是比较教育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其历史发展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不过作为一门学科的真正建立则始于1817年。此后200年来，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势头猛进，现已成为教育学科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教育，它应向全球提供什么样的学科智慧与学科话语？这一直是困惑比较教育学者与专家的难题。尤其是比较教育学科独立议题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探究始终是专家学者争议的焦点。 法国著名比较教育学者黎成魁(Le Thanh Khoi)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比较教育不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而是一个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5]尽管比较教育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6]一些学者认为，比较教育研究不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因为比较教育是跨学科的，具有多学科性质，它主要是移植与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这种观点遭到反对者批判，“仅仅停留在这种‘拿来’的层次上，而未能为其他学术领域提供可供消费的学术观点，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7]也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教育学科，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整体取向的比较视野，在研究对象上主要表现为国际教育发展。[8]有学者主张比较教育学是人类教育活动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9]对于比较教育学科危机，有学者提出加强比较教育学科意识、开展比较教育学元研究等学科生长点。[10]有研究者从科际整合的视角探究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11]有研究者提出比较教育学的“合理性”、[12]话语体系与话语生产空间、[13]比较教育学与教育学科发展的关系等。[14]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独立性问题的探究凸显了比较教育学科所具有的特殊性，也更加显示比较教育研究现实的学术地位，使比较教育成为具有自己独特理论根基与研究范式的教育学科，且势在必行。 (三)多元方法论的借鉴拓展了比较教育发展的理论资源 事实上，比较教育研究要想获得可靠深入的证据支撑与结论验证，务必要丰富多元的理论资源。随着全球化与大数据的迅猛推进，比较教育发展的内外环境愈来愈开放，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与范式严重冲击着比较教育的发展，不过同时也为其方法论的完善与提升带来了域外资源。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比较教育学界围绕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大讨论，促成了现代派比较论的产生。研究者突破借鉴自然科学的一般流程与研究方法，[15]努力用存在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等各种流派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教育问题，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建构；再如，历史文化哲学理论、[16]现象学、[17]系统功能理论、[18]和而不同、[19]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20]多元文化主义[21]等带给比较教育研究诸多启示与借鉴，相应地也产生了大量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