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8)06-0028-09 国内外学界研究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哲学理论的成果很多。研究者们大多肯定他的教育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他的教育哲学不仅对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产生深刻影响[1]，还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影响十分深远。统计表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杜威在访问中国期间的200多次讲座被众多报纸和杂志转载，形成专辑出版[2]。胡适评价杜威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对中国教育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外国学者[3]；元青认为杜威是影响中国教育之广泛与深远程度的第一人[4]。但是，与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和国内外对杜威深入持续的研究形成鲜明落差感的问题是，作为杜威重要教育哲学思想的“教育无目的”，在传入中国伊始就引起广泛和持续的争论。令人困惑的是，这些争论把“教育无目的”当成一个伪命题，即“教育无目的”不是杜威的教育主张。本研究通过回溯杜威关于“教育无目的”的相关文本，厘清“教育无目的”的具体内涵，揭示杜威教育哲学内在看似无法化解的矛盾，深入辨析国内关于“教育无目的”争论的真伪。论文的探索性结论是：“教育无目的”是杜威真实的教育主张；形成“教育无目的”争论的真正原因不仅是一些关键字词的翻译问题，更是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内在复杂性。 一、“教育无目的”争论的真伪辨析 “教育无目的”是杜威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教育主张。它在传入中国之初就受到国内许多教育人士的赞同。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20年通过决议，与会者依据杜威的“教育无目的”，主张取消教育宗旨[5]。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国内的研究者和教育者却倾向于否认“教育无目的”是杜威真实的教育主张。天民批评杜威没有明示其民主的教育目的[6]；曹孚以“任何教育都有目的”的教育常识反对杜威的“教育无目的”[7]；吴俊升依据杜威的文本否认“教育无目的”是杜威本人的真实观点[8]；陶行知[9]和滕大春[10]都认为，民主社会是杜威明确的教育目的；侯怀银认为，杜威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观，但杜威是在区分的意义上使用“外在的目的”和“内在的目的”[11]；姜俊和认为，杜威不是真正主张“教育无目的”，他论述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教育改变社会性质[12]。 滕大春的研究最能体现国内学者对“教育无目的”的矛盾态度。他一方面把“教育无目的”看作《民主与教育》的五个重要论点之一[13]60-62；另一方面又批评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自相矛盾[13]69。令人遗憾的是，滕大春并未详细展开杜威“教育无目的”的矛盾之处。 郭良菁是国内学界最早从end和aim的中文翻译来澄清“教育无目的”的争论的。她把国内学界关于“教育无目的”的争论归结为中译本对end和aim这两个词译法不确切，即end和aim没有区分地都被翻译成“目的”[14]18。她认为，end和aim的含义不同，“end是指由行动导致的客观结局，而不是预见结局的主观心理动作，即与aim不同”[14]18。她由此进一步推论，杜威真正讨论“教育无目的”的文本在第八章，她是在反对教育概念的拟人化的意义上，否定抽象的教育概念有目的[14]19。 相对于那些否认“教育无目的”是杜威真实的教育主张的研究者，郭良菁能够搁置“教育必然有目的”的教育常识，站在同情和理解杜威的立场，以杜威的文本为依据解释“教育无目的”。本研究认为，她把“教育无目的”的争论归结为end和aims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除她引用的王承绪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5]之外，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16]、邹恩润翻译的《民本主义与教育》[17]和陶志琼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8]，这些译本都没有区分地把end和aims译作“目的”。当读者不能深入考察杜威表达“教育无目的”时的确切语境时，确实很容易迷失在“教育无目的”和“教育有目的”的表述中。但是，澄清“教育无目的”的争论在她那里并未完成。这种未完成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郭良菁仅仅参照王承绪1990年的中译本就得出end和aim的翻译不确切是“教育无目的”的原因。她没有看到，早在她2013年发表文章之前，俞吾金和孔慧在2012年翻译《民主与教育》[19]45,47,90时，薛绚在2012年翻译《民主与教育》[20]时，他们已经在区分的意义上，在涉及“教育无目的”的段落，把end翻译成“目的”，把aim翻译成“目标”。 第二，从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7月24日，杜威在中国讲学长达两年多[21]。包括天民、陶行知、常道直和吴俊升在内的很多中国人不仅有机会听到杜威的演讲，还能够直接和杜威对话。由此，我们很难相信，他们对“教育无目的”的争论是因为个别字词的翻译不确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