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6-0115-08 新中国教育学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它的发生、发展既得益于我国学者对它的积极主动的探索，又与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导入有着深刻的关联，特别是凯洛夫(Kairov,Ivan.Andreyevich.1893-1978)《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尽管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盛行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它是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教育问题、揭示教育本质的理论经典而传入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学著作被我们所接受的，因而，它的影响渗透到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对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将十分有益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建设，其中的得与失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一、导入和学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新格局，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领域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与仿效的榜样。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建国初期确立了“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对外政策。与此相关，我国教育界也开展了学习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活动。同时，我们认为，苏联教育学是教育学发展的最高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教育学，“苏联已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收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1](p.4)，苏联教育学“已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科学。”[2](p.23) 在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的方针指导下，苏联《教育学》教科书被陆续翻译出版。笔者仅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0年编的教育图书目录(1949-1966)一书统计，此间共计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专著56本，其中1949年至1957年为52本，1953年至1955年为高峰期，分别是20本、7本和8本，而1960年至1966年无一本译著出版。 在苏联《教育学》教科书中，最早译成中文的是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该书主要供高等师范院校和大学使用；稍后，高晶齐译、奥戈罗德尼科夫和史姆比辽夫合著的《教育学》由正风出版社于1951年9月出版，它主要供苏联的教师学院使用；不久，于卓、王继麟等译，叶西波夫和冈查罗夫合著的《教育学》由东北教育出版社于1952年4月出版，它主要供苏联的师范学校使用。其中，高晶齐译、奥戈罗德尼科夫和史姆比辽夫合著的《教育学》虽然在我国翻译较早，但影响不大。《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至6月号曾刊发了4篇批评文章，说该书译得过于草率，错误很多，并有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错误，是一种浪费人财物和时间的行为；《人民教育》1954年1月号还转译了《苏联魏克尚教授评奥、史合著教育学》一文，指出此书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叶西波夫、冈查罗夫合著的《教育学》对我国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的编排体系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从总体上讲，此书在当时不是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主要材料，《教师月报》1951年第4期《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的参考材料》中说：“叶西波夫、冈查罗夫的《教育学》被当作凯洛夫《教育学》的学习参考材料”。因此，这两本《教育学》教科书在中国的影响是极有限的，当时我们的主要学习对象是凯洛夫《教育学》。凯洛夫先后主编和修订了3版《教育学》，即1939年版、1948年版和1956年版，1939年版没有在我国翻译出版。 1948年版中译本出版之前，已有不少报刊对它进行了零星节译。首先是《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1950年3月28日和4月3日分别登载了梅鼎斯基撰、于卓节译的该书第21章《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革尔孟特撰、蒋洪举节译的该书第12章《苏联的劳动教育》和凯洛夫等著、沈颖、南致善节译的第1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中的第5节《论教育科学》。稍后，1950年1月号和2月号的《中华教育界》刊发了凯洛夫编、德厚译的该书第1章《教育学的课题和方法》和第2章《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1950年2月号和3月号的《东北教育》连续刊发了斯卡特金撰、于卓节译的该书第4章《教学的内容》；较早的还有《河北教育》，1950年2月号和8月号也刊载了该书第21章《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和第12章《苏联的劳动教育》的译文。1948年版中译本首先由新华书店翻译出版，1950年12月出版了上册，1951年5月出版了下册；二版由南致善作部分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5月出版了上册，1951年12月出版了下册；三版由南致善、陈侠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了上册，1952年12月出版了下册。195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上下册的合订本，其中对前七章的译文，特别是第五章的译文作了一些必要的订正。据统计，从1948年出版到1956年共印10次，印数为291516册[3](p.96)。 1948年版中译本出版前后，全国各主要报刊纷纷刊发了关于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介文章。沈颖、南致善在节译该书第1章第5节《论教育科学》时，称它是“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一本巨著”，于卓在节译该书第4章《教学的内容》时，盛赞“全书内容丰富，体系严整，在马列主义的科学的教育学中，够得上是一部经典著作”。较早对中译本进行系统述评的是1951年3月19日《东北日报》署名炼烽的《介绍凯洛夫的〈教育学〉（上册）》，认为“它的选材极其精彩，叙述极其浅显，而理论性又极其深刻”；稍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它作为“大学丛书”而隆重推出。《人民教育》杂志社欣然称之为“介绍苏联教育理论的第一本有系统的著作，无怪乎要受到读者的欢迎”[4](p.35)；不少学者在研读了苏联教育学之后，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具体的表现在凯洛夫《教育学》这本书里”[5]。 当时来华开设教育学讲座的苏联专家，如波波夫、崔可夫和杰普莉茨卡娅等人，“讲授教育学各有自己的讲义或提纲，就其主要的结构或基本内容来说，大致雷同或类似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6](p.68)。波波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教育学，其“讲义由波波夫教授亲自编写，另外以凯洛夫所编教育学作主要参考材料”[7](p.13)。崔可夫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三十二讲“教育学讲义”，由《光明日报》1953年9月15日至1954年3月28日陆续刊出，1954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又以《教育学讲义（上）》结集出版，影响极大。在这些讲义中，对于一些易产生歧义的教育学概念，崔可夫基本以凯洛夫《教育学》为准绳，比如“教养”和“教学”这两个主要的概念均直接引自凯洛夫《教育学》1953年中文版第15页。当时，来华访问的苏联教育专家也基本推崇凯洛夫《教育学》。1954年，参加国庆五周年典礼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麦尔尼科夫说：“关于教育学的基本概念问题，我认为大家不必花许多力量在概念上兜圈子，根据凯洛夫所著《教育学》进行解释就可以……至于教科书完全可以使用凯洛夫《教育学》”[8](p.26)。此外，苏联教育专家在华讲学期间，还举办了一些研究生班，培养了一批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