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8)06-0034-07 一、“大历史”的危境与“碎片化”倾向 (一)史学危机与“大历史”的危境 纵观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随着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勃兴，历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理性和科学，由此，兰克学派兴起，兰克的“如实直书”是一个内涵丰富、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1]。1824年，兰克发表其成名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他在序言中指出：“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目的，本书是不敢奢望的，本书的目的不过是要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2](P572-573)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使人们走向质疑“科学万能论”，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兰克史学走向衰落。年鉴学派顺势而起，强调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性叙述。然而，当年鉴学派在60年代达到高潮时，伴随世界范围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反思，尊重多元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后现代的批判包含有非常之重要的有效论点，它指出了单一的历史观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仅是被连续性而且也是被各种断裂所标志的[3](P10)。 中国史学自古注重强调历史的通贯整体性，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标志着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体现了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维[4]。《论语》记孔子之语：“疏通知远，《书》教也。”[5](P1610)《易传》载孔子之言：“夫《易》，彰往而察来。”[6](P89)“疏通知远”强调的史贯通古今思考历史，可以预测未来社会发展动向。“彰往察来”强调的是考察过去，能够明察未来的社会发展动向。时至今日，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为人津津乐道，他提出“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7](P1)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异军突起，微观史逐渐成为主流。许多学者表达了对史学的美好憧憬：“可预计，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出现繁荣的局面。”[8]那种发现研究“新大陆”的欢欣之情溢于言表：“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史复兴的势头不可逆转，蓓蕾出现的社会史之花，必将以自己绚丽色彩的独特风貌，盛开于万紫千红的学术园林。”[9](P91-101)至90年代，在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微观史学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胡若望的疑问》，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 龚自珍曾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学”。当我们回首当代史学来路时，不难发现：响彻史学界的“危机之声”正是一个新的史学发展的时期的开端[10](P35)。当代的史学危机实质上是叙事功能退化所引发的传播性危机，[11]而“史学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把“历史的内容”排除了历史，史学研究必然要出现偏颇和失误[12]。王学典教授在其《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中也曾提到，历史学的危机说，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存在，并且日益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13](P296)。而后现代史学思潮下的历史研究，这种危机也是同样的。通常情况下，历史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14]。然而，自古传统宏大的“大历史”叙事研究叙述方式已渐渐不再流行并受到重视，相反的，越细小的“碎片”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深刻钻研。 (二)微观史学与“碎片化”倾向 宏观史学犹如一座灯塔，具有导航作用[15](P163)。微观史学是相对于宏观史学而言的历史研究。微观史学是这样一种研究，史学家不把精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上，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可以为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16]。70年代末，微观史学兴起于意大利，在众多代表人物中以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最为有名，金兹伯格利用大量的史料将研究聚焦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身上，用显微镜去放大和解读这个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17](P287)。 在美国历史协会第96届年会上，伯纳德·贝林发表“现代史学的挑战”的著名演说。他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和拓展探究人类过去生活的技术手段，而是如何将前所未有的具有复杂情节和分析因素的历史再度综合起来，以及如何将可资利用的数据融汇成记叙重大事件的可读性强的著作。”[18](P422)为了更好地应对历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历史学家不断探求综合理论之路。从80年代中期起，美国史学家开始探究反映整体历史的综合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戴格勒提出的“做一个美国人，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的模式[19](P489)，他认为，在解释美国文化时，应当尽可能地扩大研究领域以满足更多的读者，在讲述美国人的故事时，必须包括他们的多样性、冲突、种族主义和绝望[20](P372)。第二种是勒奇坦伯格等提出的以“政府的作用”综合美国历史的方法，他指出，史学家应当把大众选举行为、议会投票等局部研究成果融入范围更广的历史体系，以说明整体历史的发展。第三种是本德提出的关于“公众文化的形成”理论，他认为，完整的情节是一切综合性叙述史的核心，因为它可以把各个部分或片段有机贯穿起来[17](P156)。这些新史学家提出的综合历史学的理论，从某种角度可以视为对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学术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