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6-0041-09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他在中国上古文、古代史、民族史、小说戏曲史等研究领域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并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崭新的面貌。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就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概括出三个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即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充分肯定了王国维导入西方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重大意义。近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王国维导入西方哲学、美学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继而又开始关注王国维导入西方教育学的业绩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王国维对西方近代教育学理论的导入及其主要特征，进而试图从一个侧面展示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导入对中国近代教育学的创立所具有的意义及影响。 一、西方哲学视野中的教育学 王国维导入西方学术思想及教育学理论是从研究、译介西方哲学起步的。从1901年开始，他先后研读了杰文斯(W.S.Jevons)的《逻辑学》、泡尔生(F.Paulsen)的《哲学概论》、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等著作，不仅认识到西方哲学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且把握住了西方哲学思想演变、发展的来龙去脉。1902年，王国维翻译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书中指出：“哲学者，论自然、人生、知识等之根本原理之学也。”[3]对西方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及其学说，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雅里大德勒（亚里士多德）、斯多噶、伊壁鸠鲁、基开禄（西塞罗）、柏庚（培根）、霍布士、洛克、卢骚（卢梭）、休谟、汗德（康德）、希哀林（谢林）、海额尔（黑格尔）、斯宾赛尔（斯宾塞）、穆勒、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学说，均有所介绍。进而，王国维提出了“夫哲学者，教育学之母也”的命题，[4]强调西方近代教育学是在其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吾人之于自然于人类，其未能明了者尚复不少。往往有一代所信为正确者，至他时代，复以为虚伪而舍之。殊如理想上之问题，乃随吾人之进步而变迁无穷者，决不能见最后之决定。此哲学上之研究所以终无穷期，而教育思想之所以不能固定也。……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5]他结合自己研究西方哲学与教育学的体会写道：“试读西洋之哲学史、教育学史，哲学者而非教育学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6] 本着这种认识，王国维首先论述了弗兰西斯·培根抨击中世纪经院哲学、倡导观察、实验和归纳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对欧洲近代教育的诞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近世之教育界，其初虽以模仿古人言文，为教授上最要之练习，然尚实主义起而反对之，一以实事实物之知识为贵，遂于十七、八世纪之教育界大擅势力。……柏庚对眩惑上古文学之徒，以现在之字警告之，大声疾呼曰：汝勿盲信传来之说，而躬就自然研究之。向来之科学，不使自然发言，特以任意构成之观念，加诸自然界，而由之以成虚伪之思想。……向来就自然界之思考，不过预定云耳。然以事实为基础，而成立于正确之次序之结论，则可视为自然界之说明焉。是故无根据而预定之之虚伪的概念，必一扫而空之，使吾人之悟性得全脱其束缚。”[5]为了进一步揭露经院哲学反科学的虚伪本质，王国维介绍了培根关于“四假象”的学说并断言：“尚实重理之倾向、独立的研究及多方的知识之要求，于柏庚著作中往往见之。”[5]他认为培根所倡导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对欧洲近代教育思想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最初则集中表现在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中。他指出：“在教育界，直接受柏庚之影响者，廓美纽司（夸美纽斯——笔者注）也。廓氏虽有强固之宗教的倾向，然以为人性非腐败，而具有知德及信仰之种子者，欲发展之，俾得登天国。此其准备，可求之于现世。氏以为教人之法，首在观察自然界，而从其化育万物之法则。如曰：自然以春季为动植生育之时期，故一生之教授始于幼，一日之教授始于晨；自然先实而后形，故教授亦体之，必先认识而后记忆；自然以普遍为基础，而后进于特殊，故必定学术之一般之基础，而后移于特殊之教授；自然必有秩序，故教授亦不可躐等而进；自然必有根底，故教授不当求知识于书籍，而当求之于实物云云是也。”[5]鸦片战争后，慕维廉(Rev.W.Muirhead)等欧美来华传教士曾译介培根《新工具》的部分内容，严复等人对培根所创立的归纳逻辑学也有所论述，但把培根哲学作为近代教育学说诞生的思想母胎，从西方哲学的视野来介绍和评价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则当推王国维为最早。 其次，王国维分析了培根之后西方近代哲学演变、发展的历史趋势，并着重探讨了欧洲大陆唯理主义及英国经验主义两大哲学流派的思想倾向及教育学说。众所周知，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培根的哲学遗产主要为欧洲大陆唯理主义哲学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所继承和发展，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洛克。笛卡尔作为唯理主义的创始人继承了培根反宗教神学及盲从权威的怀疑精神，强调自我的理性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开启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先河。王国维准确地概括了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观点：“特嘉尔德（笛卡尔——笔者注）之说……谓向之所信者，宜尽疑之，且凡为疑之对象者，宜尽除之。曰：感觉屡欺人，故吾人不得信赖之，即理性，吾人亦不能以无条件而信用之也。……从氏之说，则使向之所信为确定者，悉退而立于不确定之地位。然特氏又谓此不确定者之中，却有一确定不可动者，即怀疑益深，则此怀疑之我之存在，益不得不确实。疑也者，不外思考之一形式。故可曰：‘我以思考故而存在也。’我虽疑一切，然其思考之不止，明甚；思考若止，则纵令其他一切存在而我之存在与否，未可信矣。故当知吾人之本体，在思考之上。自我确定，则为一切认识之根据。”[5]这种以肯定认识主体的自我价值、强调思想独立自由为主要特征的唯理主义哲学，对彻底冲突中世纪宗教神学及经院哲学的束缚、解放思想个性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反映在教育上则主张教育当以培养理性正确思维的能力和方法为宗旨。正如王国维所说：“氏（指笛卡尔——笔者注）从此根本思想，而于方法论中，谓知觉理解之力，人皆同等，其所以区别之原因，则由养成之法不同。又谓人各有自由思考之权利，人之所信者即其所自决者，故学习上最宜重个人之自由。……由是观之，特氏于排盲信而贵自思之一点，与柏庚同；又于重实事实物之知识，亦略与柏氏近。……氏盖以实质的知识，为增进心力之手段；以使人能达于自求真理之域，为其主要之目的。教育论者之置重形式的陶冶即此义也。”[5]王国维指出，在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观点及其教育思想影响下，芬乃龙(F.Fenelon)、罗兰(J.M.Roland)等教育家反对中世纪教会教育以教授《圣经》和古典语言为主，主张“取普通经验上之事实为题，先以国语讲谈之，以国文记述之，而后使之学拉丁语，期养成其恰当之判断力。又其使之学古语也，其旨归不在偏于形式而专以模仿为事，特欲从古学者之例，善发表其正确之判断与适切之思想而已。”[5]此外，拉特凯(J.W.Ratke)、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则提倡以合理、科学的教育方法教授儿童，视此为改革教育之关键。“如贝斯达禄奇（裴斯泰洛齐——笔者注），谓良善之教法，惟一而已，简易其教法，则凡为母者皆可以教其子云云，即此义也。”[5]因此，王国维得出结论道：“特嘉尔德之思想不但助成近世之实学的合理的倾向，即谓人文主义亦由是而得改造之根据可也。”[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