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9)06-0205-08 任何学科、任何领域的研究想要获得原创性的、实质性的进展，方法论的革新都是必要的前提，是突围的思想武器。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是教育理论研究的心脏和指挥部，它是贯穿整个理论研究的导向和构建解释框架的基础[1]。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后现代理论的不断引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发生着重要影响。“作为研究方法的后现代主义，在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实证研究中的方法论指导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学界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一与绵延千里的理性主义方法相悖的后现代主义方法，将从根本上决定后现代主义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生命力的延伸，从而可能决定我国教育研究乃至教育的走向”[2]。可以说，从方法论的演进历程看，在迎合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后现代人文研究方法论的演进，为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为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升华和教育理论研究人文精神的发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本文试图运用谱系学话语分析的方法，将《教育研究》杂志作为考证对象。通过对文本和与文本相关的知识筛选过程，确定能够反映研究问题的“话语”。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谱系的分析处理话语形成的有效性……尝试从形成对象领域的权力中抓住话语，而这方面的尝试与对命题进行真假区分有关”[3]。谱系学在分析话语形成的过程中，所关注的不仅是话语形成的系统和类别，而是话语的有效性，谱系学理论需要对语言和句式进行系统的筛选和甄别，才能形成有效的、真实的话语。文本话语是记述文化、知识、思维发展的具体实践形式，以及对整个与时代进步相关联的历程的焦点呈现。在纵向维度上，笔者试图对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演进进行一个非线性的、断裂的考证和描述，通过将一定时期的概念、口号、话语贯穿在一起，反映出在不同问题的发展空间上，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演进脉络；在横向维度上，试图将“话语”所伴随的社会微观权力挖掘出来，陈列出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对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演进的影响。因为“话语的随意构成，特别是那些他指定的人文科学，已经僵化了康德观念中的演变的自由，我们也已经陷入一种权力——现代权力或生命权力的无意义动态中，并且继续统治和主宰着我们人类。”[4]“话语不再是持解释态度的东西，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人们总能够从中吸取新颖的，并且每次都是预料不到的财富——它不仅有自己出现的规律，而且还有自己适应的和使用的条件。因此，这种财富存在之时起，便提出了权限问题：本质上，这种财富是斗争的对象，并且是政治斗争的对象”[5]。 一、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哲学逻辑与话语谱系 现代社会人类科学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征服和改造世界。欧洲一些著名学者认为，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只有以自然科学为模式，才是严密的、科学的，才能取得和自然科学同样的发展与进步。从17世纪开始，近代自然科学便为自己划定了科学研究的阈限，规定了严格的方法论原则，界定了最基本的范畴和概念。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牛顿的机械论、笛卡尔的数学唯理论、伽利略的物理学，标志着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形成。 同时，培根、洛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归纳主义，笛卡尔、莱布尼茨在唯理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演绎主义。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的论争促进了近代科学逻辑方法论的发展。到了19世纪30、40年代，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创设的一种科学哲学即“实证主义”成为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有力补充。他“拒斥形而上学”，认为一切科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点是：注重事实判断（推崇客观事实）、反对价值分析；注重演绎性的得出结论、反对解释性的得出结论；强调定量分析、反对定性分析。19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实证主义思潮。人们在辉煌的成就面前，渐渐形成了对科学的崇拜，以科学权威和文化霸权为特征的科学主义也在人们的迷恋和膜拜中孕育产生了。“科学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把科学方法泛化，把科学的方法普遍地引向存在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自然，而且人生也成为科学方法作用的对象”[6]。反映到文化知识领域，科学便被视为最可靠的知识形态和最完善的研究范式。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又是知识合法性的衡量尺度，唯有进入科学之域，知识才有合理性并获得合法性”[7]。 从对《教育研究》杂志1979年至1987年的文献查阅情况看，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教育研究方法论主要采用实验研究、系统研究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 ——教育实验研究 在经历了10年的文化浩劫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始深入反思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并深刻感受到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我国教育理论，成为当时许多教育理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明确指出“要研究教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8]。因此，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也首次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被推了出来。如何使教育理论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规范化？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体系？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复杂而困难的。也许借助前苏联当时较为成型的教育实验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是当时我国教育理论研究无奈中的完美选择。李秉德先生在《教育研究》1979年第五期即发表了《教育实验法简介》的文章。他指出：“探讨教育规律，必须开展教育方面的科学研究。而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又必须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实验法是行之有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之一”[9]。1980年2月2日《教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举行了一次题为“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座谈会，同年在《教育研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此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至此，对教育实验研究方式、方法的系列讨论和研究便成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的主要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