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是我国先秦一部重要的造物艺术和科技的著作，清代江永（1681-1762）《周礼疑义举要》说《考工记》是“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1]36。西汉时期，河间王刘德整理《周官》因缺其《冬官》篇，将《考工记》补入，《周官》后来被刘歆改名为《周礼》，这就是我们今天阅读到《周礼》中的《考工记》。这个现象也使我们看到《考工记》作为中国古代的官书，足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科技与造物艺术的高度重视。 《考工记》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大致有六大类三十个工种，这些工种内容又产生了丰富的造物理论与观念，更有科学的技术与制作方法，亦涉及一些图案学原理性问题。《考工记》的造物思想以及涉及的图案学理论，也影响到图案母题的形式与主题的表达。当然，新石器时代彩陶和玉器上的图案就确立了中国图案学的基础和发展方向，图案纹样也不是从《考工记》开始，但是《考工记》记录、总结并诠释了图案学的原理、观念与思想。这里我们主要探讨《考工记》对图案学奠定了哪些基础，并探讨与分析《考工记》造物思想和观念与图案学的思想、理念的关系。 一、《考工记》造物思想奠定了图案学的理念 《考工记》作为中国古代手工艺造物思想的“官书”，总结了六大类共三十个工种的制作技术和造物思想、观念以及科学与人文精神。具体而言，《考工记》规范着造物器的思想、艺术观念与技术理念，而图案则是依据在某一造物器上的空间进行设计，也就是说图案的设计必须依附在一定的造物器的表层的空间上，中国图案的设计正是由于依附于造物器表层空间才形成了与造物观念相一致的图案理念。 《考工记》中提到了两个核心命题——“创物”与“造物”。其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2]8。古人常常把一些充满智慧的造物成果归类到智者所创，即《考工记》所描述的“知者创物”，充满智慧的人创造了造物的法则，“知者”即超越凡人的智慧之人。能工巧匠则是按照造物法则制造出器物，即《考工记》所描述的“巧者述之”，“巧者”即具备高超技术的能工巧匠之人，这实质就是“造物”者。无论是“知者”与“巧者”，他们都是中国传统造物艺术的创造者；无论是“创物”还是“造物”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巧夺天工的造物思想，是一项人类了不起的造物智慧与科技含量极高的艺术实践活动。难怪庄子也认为：“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3]207大凡与“造物”相关之事都属于“百工”范围，图案纹饰自当也在这个范围之中。那么《考工记》说的“百工之事”限定的范围是什么呢？其云：“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辩民器，谓之百工。”[2]4这里指涉了三个范围，即“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与“以辩民器”。这三个范围也是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审曲面势”是从大的格局为着眼点审视地形阴阳背向，这直接关系到取材的优劣问题，材质处于不同的地形与阴阳向背，其质地的优劣是不同的，故此涉及对处于阴阳向背各种地形中的材质曲直等的严格审视选取；“以饬五材”便是整治依与阴阳向背的地形而选取各种造物所需的材质，“五材”应该是一个虚数，也可能与南、北、东、西、中五个方位生长的材质有关而称为五材，亦可能包含的是金、木、皮、玉、土五种材质，实际上是泛指各种造物的材质；审视地形阴阳向背为的是选取更好的材质，选材质自然又要审视材料的曲直方圆等以便造物，这一切工作完成后为的就是“以辩民器”即为终极目的。也就是说，需要将所选好的材质制造成用于民众生活的各种器物，“民器”也就是民众生活之器具。“辩”即“办”的通用字，可以理解为筹办制造。“民器”是造物之用器，这些造物之用器除了实用性作为主体呈现，还有对民器造型方面的考究以及对配以各种图案纹样方面的考究，才能算是最后完成。因此，《考工记》规范着造物之“民器”的理念、审美特征以及文化内涵，如果从图案的角度说，《考工记》也潜在地规范着造物器上的图案意识与思想。 《考工记》对于制作出的民众用器是否最终形成精良的造物器，是用很高的要求来考量的。《考工记》是这样规范与考量造物的基本原则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2]10这就意味着精良的、巧夺天工的造物，必须同时满足于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才可以称之为精良的造物。这四个方面的原则同样潜在地影响到图案的设计意识。图案不仅仅是平面图案的纹样，还有立体图案的造型样式。因此，尤其是立体图案的设计受到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影响最大，一些精雕细琢的精致的图案如果材质不好是难以完成的。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工记》造物思想中的人文观念与天文历法观念。中国传统造物都是关涉人们的衣食住行而设计，基于这个理念的造物原则通常意义上是按照人的尺度设计的。《考工记》提到的“人长八尺”以此制定了以“人”的尺度作为造物艺术的标准，正如张道一先生对《考工记》的研究所指出：“最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记》中的尺寸有很多不是明白地标出来，而是说明此与彼的比例，是它的几分之几，好像有意告诉人们在物与物之间，各自的尺寸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个合理的关系。而这个比例的关系，来源于‘人的尺度’。”[2]8《考工记》中的“人的尺度”同样影响到中国图案学的“合比例”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图案的“合比例”尺度与《考工记》的造物思想分不开。还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尺度”不仅仅是合人的比例制度问题，更有隐含着合人的目的性的内在尺度，这尤其反映在图案的样式与文化的内涵等理念上合人的目的性的尺度。与此同时，《考工记》在造物艺术中渗透着强大的天文法度的思想与观念，这与中国文化思想之源有关。中国古代以“仰观天象，俯察地形”的方式创建了中国文化，建立中国天文学、历法学和地理学。《尚书·尧典》有云：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涂日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4]38 依据对天象的观测，羲氏与和氏遵循天数推算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从而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民众，并由此分别派遣羲仲、羲叔、和仲与和叔四人在一年的四时的东西南北四方，分别观察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节气的天象。戴震（1724-1777）《续天文略》云：“宅，本作度，即四方测景。”[5]298中国古代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关注“天象”的国家，“仰观天象”包括“俯察地形”是中国古代文化产生的源头，日后所形成的“左图右书”，其中的“图”实则就是天象，“书”便是对天象的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成为中国历法的依据，阴阳概念、有关阴阳运行规律以及记录与阐释其变化规律的《易经》也是依据日月星辰运行规律而产生。《伏羲之道》一书以甘肃大地湾伏羲族的彩陶图案纹样为例，认为伏羲族涂绘在彩陶上面的图案不仅是天文历法体系，而且还是日常实用的天文历法的图解，上古“八圭”在伏羲族的时代是天文历法，黄帝族征服了中原将“八圭”变成“八卦”，也就是将天文历法变成了卜占之术，同时将华夏民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天文台——山西襄汾陶寺的“太极台”毁坏，从而将伏羲族建立的“浑天说”“浑夕说”的宇宙认识论，更换成天圆地方的“盖天说”的宇宙认识论。《伏羲之道》中还对于伏羲文化和黄帝文明作了划分，认为上古华夏民族的具象思维在伏羲时代大致以图象思维为主，而到了黄帝时代产生了象形文字之后则以象形思维为主[6]20。由此可见，彩陶上的图象（图案）与文字（象形）合一后，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与基础。我们这里暂时把“浑天说”转变为“盖天说”的问题放下，存而不论，但“盖天说”对《考工记》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补入官方《周礼》“冬官”中的《考工记》，必然与官修《周礼》在思想和文化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天文历法的思想和“盖天说”的文化渊源在《考工记》中均有所反映并被确立为“规矩”。如对车辆造物各部分的比例、形状都有与天文星象对应的要求：“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2]78不仅如此，《考工记》还将天象星宿纳入造物艺术中。“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2]78同样，在色彩方面以“俯察地形”的地理学方位理念制定色彩观念，由此形成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念。《考工记》云：“画缋之事，杂物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2]226这不但包含了方位观念，也影响到后来的与阴阳五行有关的中国哲学思想。在具有典章制度的官服图案上也具有类似的造物思想，《考工记》所说的“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就是将“盖天说”的“天圆”“地方”的思想理念引入至《考工记》的造物、色彩和图案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考工记》的造物思想包含了与中国图案学相一致的理念，同时也体现了古人的造物、色彩和图案与古代的科学观念紧密结合的整体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