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创作与研究）已经走过20个年头。这是翻天覆地、继往开来、前所未有的20年。这期间，尽管也有泥沙败草，也有回旋起伏，但的确取得了许多足以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对于进一步树立民族新文学建设的自信心，很有必要。 这里，笔者不揣浅陋，试举六端，略作论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文学生命的呐喊；从窒息转向自由；揭开历史新篇章 回眸新时期文学，绝对无法回避“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正是从关于这一问题的大论战起步的。 这场论战，始于1979年，1980年达到高潮。其目标在于解除以“三论”（“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为核心的“左”的思想理论对文艺生命的窒息。结果是：邓小平在全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不再重提上述传统命题，并稍后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是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接着，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并阐述了党中央重新修订的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此后，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周扬、胡乔木，先后发表文章，对这种调整作了理论的阐述。这标志着，党对“左”的文艺指导思想的政策的调整已告完成。 这场论战和这样的结果，都不是偶然的。从外部环境来看，它取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首先，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以这个思想体系中关于文艺问题的理论有效地领导着整个文艺事业。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科学与否，恰当与否，就不能不直接影响着文艺事业的兴衰存亡，也就必然要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其次，讨论在1980年前后展开，自然又得益于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大背景，这是不言而喻的。 就文学自身范围来说，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左”的理论政策及其恶性发展，彻底堵塞了文学（艺）生存之路。自40年代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把以“三论”为核心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和政策，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视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加以强调和突出，甚至不惜借用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的手段保证它的贯彻执行。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日益严重的偏颇和失误带来的两项真正关系到我国文学命运的后果。其一，使文学（艺）的表现对象，由人的全部生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日常的、精神心理的，乃至深层的意识流动）紧缩到只能表现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即使描写日常生活，也必须贯彻这个“千万不要忘记”的主题。而历史表明，那些“政治斗争”，又往往并非社会客观进程的自然需要，而是违背现实规律的一种人为斗争，一种反真实的虚假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文艺便最终被逼上脱离现实生活的道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真之象。其二，使文学（艺）的社会功能，由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多层次的精神需要服务，局限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艺）被政治所独专，变为政治的侍从和附庸，本性受到严重扭曲。这样，以“三论”为核心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政策及其现实形态，为同一条巨大的绳索，把文学（艺）捆绑得结结实实。你不得有半点独立意志，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政治；而政治就是真理，就是一切，毋需反问，问则有罪，这种不健康的社会环境，本来已令文学（艺）陷于难以生存之地，无奈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又抓过“三论”的旗帜，进一步把文艺变为他们篡党夺权搞阴谋的工具。这就使真正的文学（艺）步入绝境。 另一方面，文学（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命，它又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文学（艺）的生命力来自三个方面。从本质看，它是人学，也是心学，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巨大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一句话，是人类心智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由此可以说，人类是文艺的母亲。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艺），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艺）；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艺）之花也一定会愈来愈鲜艳。母亲常在，儿子自然会永生。换一个角度看，文学（艺）不仅为人类所孕生，同时它也负有“为人类”的使命。它必须精诚地为人类服务，或记录社会的变迁、人生的苦乐，或表现精神的漫游、心灵的秘密，或映照意识深层的景观，以此满足人类发展中日益丰富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做人类的“孝子”。正是这个“使命”，使文学（艺）得以不断地从母体中吸取营养，获得旺盛的再生力。如果从本体角度来看，文学艺术一旦为人类所创造，就成为一种蕴藏深厚潜能的独立的精神生命体。它有着自己的生命机制，由最初的混沌的“文化意识团”开始，沿着由少而壮、由简而繁的规律，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多地发展演进，至今已成为枝干粗壮百花争艳的文学（艺）大树。这种内在的生命机制的深厚潜能，是文学（艺）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无论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还存在着、发展着，这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就不会衰竭。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富凝聚力，也最富生机活力的民族之一，它的文学艺术自然是有悠久的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中国文艺史上创造出辉煌的成就，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巨匠和艺术精品；它必将继续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奋斗。 两个方面，一面要束缚压制，一面要自由和发展，矛盾无可回避。如同任何生命的存在当它遇到阻扼和打击时都要本能地进行反抗一样，中国新文学（艺）这个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生命体，对于以“三论”为核心的“左”的文艺理论和政策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例如，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文艺界就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这种“左”的倾向，只是由于当时国情所限，“左的东西不仅没有被纠正，反而随着整个政治的不断“左”转愈演愈烈，最终竟走到“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专制的结果，在显在的现实，文艺被逼得走投无路，公开的生存权几乎被剥夺殆尽，不得不转入“地下”和“民间”。在隐在的深层，人们终于逐步认清了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左”的理论和政策是阻碍文艺健康发展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文艺的解放和繁荣便无从谈起；与此同时，表层受阻的文艺生命之能也在这里日益积累、凝聚、强化，它涌动着、奔突着，成为推动文艺解放的强大“内驱力”。当着“四人帮”的政治统治被粉碎，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展之后，这种“内驱力”迅即化作两股大潮，一股冲向实践领域，促成了文艺创作的新变；一股冲向理论领域，矛头首指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引发了这场大论战。可以说，这场论战，正是艺术规律与“左”的政治干扰长期矛盾斗争的一个积极的也是必然的结果，是文学艺术自身生命的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