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特定时间限制下的在场性状态而言，中国文学批评的失去对话机会是显而易见的。世纪之初，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后，由于他是站在厚重的基石上承载接受过程中的落差和惯性，所以才能够既吸纳西洋文化中的认同汁液，又杂揉兼取并且孕育滋生出文化混血的理论生命体。潜对话之后是显对话，交流之后必有价值累积。唯此方可谓世界文化的对话。但是，由于世纪中叶的漫长文化塌陷，而踏在地表的一代现代批评者，躁动不安且新生欲望夹杂些青春人生不可避免的生存虚荣，迫使他们来不及客观冷静地知己知彼，来不及深刻地把握历史和哲学，甚至来不及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与感性生命投入热情，便匆匆忙忙地与西方对话，结果可想而知，由于没有交换的本金，于是在思想接轨不可能的现实情势之下，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衣食杂玩等满满拿了一筐，大家热烈地围坐在一起，饶有兴趣地展开没有自己话题的话语，文学批评成了一场气氛热烈的“概念晚餐”。 二 韦勒克说过：“在希腊文中，'krites'意味‘判断者’，'krinein'意味判断”（注：Rene vellek Austin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Wew york and london,1997.第17页。）。也就是说，“判断”是它的主要语义内核。判断当然以对象存在为前提，但判断更是主体的精神意识行为，因而主体的自身建构是判断能否有效进行的重要条件。大量引进西洋20世纪文学批评话语之后，当代中国批评体系便面临着双重的判断责任：其一对于自身（包括理论和创作）的判断，即寻找本体生命的进化，展开本体构架内部的文学批评。其二，对于自身之外（这里当然主要指域外）的判断。对当代文化批评而言就是充分理解西洋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并且以积极的姿态与之实现对话，但是，对话双方将面临的“不是一组共同的原理和公理，一方依恋旧的观点，另一方提出新的看法，他们倒是可以说有一组共同的‘选择程序’(Selection Procedures)和‘选择准则’(Selection Rules)，而这组共同的东西与其说是‘科学原理’，不如说是科学的原理要素”（注：Imre Lahatos and Alan 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th of Krowledge,Combridge lhwversity Press,1970.第31页。）。 问题的症结在于，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世纪初母语系统的语符革命，不仅使我们抛弃了物质层面的语词表达方式，而且在惊慌失措中丧失了民族贡献给人类整体的五千年厚重文明积淀。精神层面的世纪塌陷，不仅使得文化型作家难以在较短历史时期内得以孕育，迫使他们别无选择地委身于故事牢笼和东施效颦式的浅层模仿，而且导致学理型批评家的当代匮乏，以致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去完成那茫然于中西幽深情态下的反传统革命。当代反传统并非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欧洲语言文学界面的哲学革命，那种革命本身是逻辑因果链上的必然延伸和合理新构，而在我们这里，则完全是被动的结果或者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策略行为。譬如当表述“在中国，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几乎所有的精神文化现象都被纳入宗法道德的轨道，被宗法道德的价值准则所裁判，文学也不例外”（注：见《中国比较文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这一结论时，陈述者一般是毋需以中国文学流变的实际状况为叙述前提的。这种不顾前提的陈述，绝对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时尚。过去以政治批判的“只能如此”为支撑，如今则以反抗话语权力的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潮为其“理所当然”的附着。其所作出的判断，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大可值得怀疑。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域外精神文化发生的进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深层得多。一部分话题我们几乎无从表述，譬如“存在”话题，由于逻辑推演能力的先天不足以及这类话题的历史语境差异，因而即使有人展开当代谈论，其结果与没有谈论完全是一回事。这不仅因为“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描述”（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所表现出来的逼近困难，具体的研究对象由此而获得原初的思想品格，大抵只能是玄而言之的“泰初有无，无有无名”（注：《庄子·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海德格尔诗学谈到明清戏曲中的死亡表现，或者由弗洛伊德牵扯到《红楼梦》以及所谓梦文化，便都有不着边际之嫌。另一部份话题我们无法表述清晰和准确，譬如“形式”话题，由于传统的一元论（如庄学传统）和二元论（如易学传统）都无法贴近什克洛夫斯基他们一派的那种形式一元论，所以把形式批评当作一种域外利器来解剖中国的诗歌传统或者作品，便往往有隔靴搔痒的感觉。郭象说：“世皆新矣，而自以若故；舟日易矣，而视之若旧；山河更矣，而视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注：《〈庄子·大宗师〉注》。）此即世界新旧难测之谓，它困惑古今中外的智者已久，只是时下人们往往还没有达到触感这类困惑的层次，所以才有运用话语权力强行命名对象的遑遑高论。其实西方的当代文化批评，且不论派别斑驳彼此有新旧优劣长短之有效划分，即使派别内部的因沿勾连和话语结构，也同样难以梳理尽妥阐释殆尽，所以海德格尔的嫡传中国弟子恰恰不愿多谈海德格尔，而且以为“60年代有所译出，搔痒者释。而风云变幻，搔痒乎？冒不韪乎？学而不思则罔”（注：熊伟、《写在〈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前面》，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搔痒何论，当然是知对象轻重者对于不知者的潜在劝阻。翻新至热的时候，有人搬用圆形结构命题来剖析人物构成，也有人套用框架结构命题来阐述性格组合，曾几何时，趋之者若鹜，除了名誉效应所带来的虚荣满足，谁能掂出其中文学理论建设意义上的推进价值，更何况转手贸易中暴露出来的卖假货的难堪！ 总之，当我们判断时，我们没有承担“自我判断”的责任。 三 托马斯·芒罗曾经指出：“很少有西方学者能够识读原文的东方文献，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计划来彼此翻译欧亚两大洲各主要语言的学术研究中重要的新老美学专著。但即使完成了这项工作，也还将存在着一些艰难的障碍，如历史悠久的哲学与宗教差异”（注：Thomas munro,Oriental Aesthe tics,The Press of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Cleveland,ohio,U.S.A,1965.第2页。）。转换一下这段话的空间方位，同样可以限定我们至少以下两个方面的对象判断前提，否则任何由对象延伸而来的话题和话语便都无法获得听者的信任：其一，翻译过程中语言障碍造成的意义误读。其二，因无法获得西方文化背景而产生对“西方智慧”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