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8)03-0001-25 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言，其发生与发展，既是历时态知识谱系背景命题创新成果，更是共时态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现实后果。为了对其完整思想框架有更完整的理解和把握，不同知识领域学者也就有必要从各自知识域谱系出发，对所有历时针对性与解困有效性具体命题，先行给予阐释，而后形成理解和把握的总体阐释形态。基于此，我们选择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具体对象延展拓值，以谱系学姿态澄明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中国实践的诸多理论创新成果之一，其创新究竟何在与究竟何为，从而在文艺思想建构角度，完善和深化我们对这一创新思想成果的认识。 一、西方古典人本主义谱系溯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延展的最新命题知识形态，文艺人民本体论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以时代凸显，是以全部文艺本体论人类思维成果为学理建构知识综合前提的①，因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文艺本体论问题上的当代知识形态。尽管从人类对文艺进行本体把握的自觉时代开始，普遍性意识、集体互约方式以及草根大众的创造性参与，都曾不同程度或者以不同言说方式给予过知识陈述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艺的人民本体论从未获得过文艺本体论命题的完整而且独立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人民”从来就不是文艺创世纪的“上帝”或者文艺创造性的“主人”。恰恰相反，常常只是异在的被动社会存在，并接受“上帝”和“主人”的西方“净化”③抑或东方“教化”④。 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文艺本体论知识史，尽管我们清晰地站在当下位置看到不同历史时代所议知识命题的诸多局限性，譬如古希腊文艺本体言说，“住在奥林波斯上的缪斯——伟大宙斯的九个女儿歌颂这一切。她们的名字是：克利饿、欧忒耳佩、塔利亚、墨尔波墨涅、忒尔普霍瑞、厄拉托、波吕姆尼亚、卡利俄佩”[1]，又譬如中国文艺本体言说，“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再譬如印度文艺本体言说的“生主的后裔有两类：天神和阿修罗。天神相对年轻，阿修罗相对年长。他们为这些世界而争斗。众天神说道，‘让我们在祭祀中用歌唱制服阿修罗’”[2]，但这还都只是从起源论与本体论必然叠合关系一个维度进行问题处置，而且其处置方式都从不同方位共同选择了“神授”抑或“神化”的同一条精神轨迹。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姿态，去“沿波讨源”地洞穿隐藏着内在逻辑历史的知识史现象，亦即一方面要“谱系学”地全面看待命题延展过程中，人民价值要素的积累、融入、拓值和大幅度意义占比提升，另一方面还要“发生学”地客观看待命题确立之初，单一叠合知识处置中程度不同的人民价值可换算性。因为马克思在对“希腊艺术”进行价值评估时所说的，“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就是希腊艺术的素材”⑤，而“人民的幻想”既是集合概念也是总体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阶级结构和阶级利益冲突尚未至于奴隶社会直接而且尖锐对立状态之前，无论总体概念陈述还是集合概念陈述，都显然与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类”概念的人的想象性主体建构成果具有命题同质性，也就是既可以一定程度上语旨叠合于马克思所表达过的“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与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就是自由的存在来对待”[3]，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语用叠合于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一系列后果与结论。诸如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图腾制度的意象是被投射出来的，而不是接收到的；它的实质也不是外在的。如果说幻象包含有真理的实质，那么这种成分并非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在于我们”[4]，抑或戴维德·S.怀特利史前岩画个案呈现的“处于东部加利福尼亚的卡梭社会领域，那些来自小岩画峡谷的‘图案化的类人躯体’，在于刻划萨满以转换为超自然力的形式”[5]。诸如此类，都是“人”概念与“人民”概念没有意义缝隙的事态确证，而且这种确证，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占据着人类文艺意识史或者行为史绝对存续优势的社会时间尺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在其与“人类本体论”并不发生冲突的早期漫长人类早期，既不存在事实态的存在紧张，也不存在理论态的意义冲突。仅就命题陈述方式而言，此前基于不同叙事重心的命题分异，诸如以亚里士多德叙事文本为代表的“摹仿天性”逻辑条件前置存在性分析，以及这种分析所语义限制的“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6]，或者席勒“审美游戏”逻辑条件前置存在性分析，以及这种分析语旨定位的“由于理性提出了美的理想，同时也就提出了人在他的一切游戏中应该追求的理想……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7]，抑或卡冈“工具需求”逻辑条件前置存在性分析，以及这种分析语境圈入的“必须把它放到它的实际功能的过程中加以研究，也就是说，要研究它的实际作用，艺术为了这一实际作用而产生，为了实现这一实际作用而造出自己所有的内部品质、能力和机制”[8]，凡此种种，凡百十计，几乎都不与“人民本体论”及其与“人类本体论”的早期漫长叠合处在相同的立论维度。维度差异在于，所有这些具体精细立论的命题立足点，无论基于起源学逻辑条件还是基于发生学逻辑条件，基于功能逻辑着眼点还是基于价值逻辑着眼点，基于外部形态逻辑结构呈现还是基于内部要素逻辑结构呈现，其命题知识的建构原则，莫不或显或隐地依据个体作为本体的存在条件支撑。而“人民本体论”的立论依据却在于，它在兼容具体命题以边际真值率为真理性知识支撑的前提下，不仅着力于社会整体性或人类总体性的此在宏观命题拟置，而且追问并且阐说，文艺作为特定文化存在现象甚至存在实体的终极合法性与现实合理性。 理性主义哲学会进行类似的总体性本体追问，所以有柏拉图笔下本相讨论的“苏格拉底呵!然而相必有这些困难，以及此外许许多多其他的困难，如若这些是事物的相，并且人分别每一个相自身；结果乃是听的人不仅疑虑而且持反对的意见：以为没有相，即使有相，它们必不能为人类的本体认知”[9]。与此同时，对中世纪终极信仰的基督教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而言，本体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只能归结于神，归结于“至于神意则关系着万物的趋向，而与神的艺术以及布置又有区别。神的艺术是被运用于万物的创造的，倾向是被运用于万物的秩序的，而神意则是被运用于万物对一目标的趋向的”[10]。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作为19世纪人类知识集合生成的精神成果之一，以自身提问方式及命题建构方式，进行类似维度的总体性和本体性阐释，并且这种阐释从一开始就以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姿态来对文艺的社会本体构成作出回答，而且其所回答出的知识命题，会在时间、地点、条件转移中，不断实现充分嵌位所在时空社会状况的命题拓值或者命题重构。毫无疑问，无论是恩格斯历史描述“不仅在每个个体别人那里，而且在社会中……在打猎和畜牧之后，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有了纺纱、织布、冶金、陶器制造、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11]，还是马克思逻辑分析“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其中所共同隐存的尺度就是，文艺存在从一开始就以人类存在为其存在前提，同时也以人的“类”的能动性延展与主体性拓值，获得延展和拓值的存在机会与存在价值，亦如其在“异化”状态下，存在机会与存在价值的相对丧失。这一判断本身，是较之此前诸多文艺本体论更具总体性和本体性知识命题，并且是在“人民”与“人类”高度意义叠合下的文艺本体论知识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