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学校教育开设艺科，是伴随着清廷实行“新政”，推行新学制为开端的，即“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颁布后开始出现的。所谓“艺科”，在当时名目较多，诸如，有“艺科”（如京师大学堂，后改为北京大学）①，还有“绘事”（如福建马尾船政绘事院）②、上海土山湾画馆，以及各公私立学校的图画科、制图科、手工图画科、乐歌体育科等。应该说，近代艺术教育大多附属于师范和工科教育，完全意义上的艺科实则不多。上海美专则属于比较典型的“艺科”，且有自身的特点。如若进一步将上海美专与同时期其他公私立美专或艺专教学相比较，上海美专的艺术理论教学绝对说得上是一大特色，归纳而言有三点：一是理论课程设置完备，史论评及相关拓展科目的理论课程涵盖全面；二是师资队伍雄厚，师资的知识结构健全合理，主要课程均有专职教师承担；三是为支撑课程教学出版有大量的教材或教辅资料，相应的理论著述形成规模。就这三点来看，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上海美专艺术理论教学特征与历史状况，值得深入挖掘与解读。 一、理论教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新学推进并逐步达到普及的年代。一时间，城乡新学兴起，得到许多教育家、教育团体，甚至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其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为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留下了无比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此历史条件下，艺术教育也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在全国范围内纷纷开设公私立专门艺术学校（大专）已达十余所，其入学人数可谓初具规模。其中，上海美专算得上是新学推进中在艺术教育体制建构方面相对完善的学校。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以术科为主的学校里，竟能高度重视艺术理论教学，这实在是非常鲜明的特点，所开设的形成系列的艺术理论课程也成为后世艺术教育的参照“范本”。而构成这一艺术理论教学的历史背景及条件，更值得我们咀嚼和深思。 从历史背景来看，晚清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新学推动下得到一定的落实。尤其是“西学为用”，竟成为这一时期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为何会形成如此向西问学的导向呢？这当然源自“中学”与“西学”的接受差异，所谓“中学”，指的是以“三纲五常”为基本点的儒学思想；而“西学”则是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以及商务、教育、外贸、列国公法等诸科知识和学问。此时，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教育，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概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立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布并下发各类教科书籍。在这一历史变革条件下，国人逐渐懂得，新学当中的新知识和新学问的传播远比技术拿来更为重要，这是有利于社会改造的法宝。于是，在新学课堂上，推动有系统、成建制的新知识和新学问的传播成为必然。那么，历史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就教育而言，最为重要的自然就是师资。也就是说，考察办学质量的优劣，最主要的就是以师资水平的构成条件来作判断，师资素质乃是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 由于近代新学兴起，变科举应试为知识传授，这样就对知识与文化提出了转型的要求，出现了西学引进，学术上呈现一种可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③，“借泰西为剡子”④，取其所长的做法。正是这一改变，孕育并促成了我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启蒙与勃兴，涌现了一大批“别开生面”的思想家和学问家，如黄宗羹、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对近代新学推动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最终则体现在知识体系的转型上，特别是经世实学在晚清的兴起与发展，已使其知识体系一步步剥离中古时代的形态，逐步成为我国近代学术分科发展的初阶根本。比如，晚清编辑刊行的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就是晚清重要的经世文类书，分为八纲，即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计六十三目，这样的分类方式集中反映出我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嬗变过程，其经世实学内在结构的变更可以说是非常明晰可见的。同时，这也是对酝酿新知识体系和新学科分类作出的重要规划，既是西学输入的必然结果，更是经世实学主动回应西学的一种文化创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学一步一步地转向近代化学术。如是所见，近代艺术教育在此背景下也出现了与科学、实业发展紧密相连的趋势，“须知最易感受欧化的莫过于艺术，莫捷于艺术，莫普遍于艺术，亦莫深刻于艺术”[1]30，这表明新学催促近代艺术教育的日益觉醒。 正因为如此，此时有大量学艺的留学生或是游学生海归而来，他们接受的不仅是绘画技艺，更接受了西方艺术观念，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新学教育中发挥出来，将西方艺术理论在国内传播开来，这是当时艺术教育师资构成的有利条件。例如，当时在上海聚集了一批留学生或是游学生，其中就有在上海美专任教，他们日后成为在艺术教育界和学界享誉盛名的艺术家和学问家，如姜丹书、俞寄凡、俞剑华、刘海粟、陈之佛、丰子恺、滕固、傅雷、温肇桐、谢海燕等。除去中国教师外，上海美专还聘请多位外籍教师任教，如杜劳（俄国），1943年在校担任西洋画课程教学；杨诺雪夫斯基（俄国），1943至1945年任声乐教授；沙烈契夫（俄国），1941年在校任职，担任管弦乐课程教学；爱而耐斯脱（匈牙利），1941年在校担任图案实习课程教学。 就近代教育性质分析而言，正是在晚清对实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令行废止之后，新学制与新学堂才获得发展，从而促进了我国现代教育迈出了步履蹒跚的最初几步。而此时的学校教育也开始将师资建设提上了议程，这就构成了新学推行历史条件下对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雏形。依据当时相关教育文件来看，教育管理部门对师资选配提出的要求十分明确：一是学程履历；二是教学能力；三是研究能力。例如，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实业学校规程》的第一章第二条中对职业学校师资有明文规定，要求是“教育部公认公私立学校毕业者，以及具有学校教员许可状者，且积有研究者”方可任教。其实，民国初期大专院校教员的任职条件基本延续了1904年《奏定任用教员章程》中的要求：“大学堂分正教员，以将来通儒院研究毕业及游学外洋大学院毕业得有毕业文凭者充选。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副教员以将来大学堂分科毕业考到优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中等文凭者充选。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2]由之来看1928年中央大学建筑系师资构成，第一代教师基本是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出生的人，几乎都有留学经历，且大部分是“庚子赔款”的留学生。“他们接受的是国外建筑学科的完整教育，这样的师资从教，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学者、建筑师与建筑工匠截然分离的状况”。[3]自然，艺术教育也不例外，其师资建设在此时期也引发各学校的重视，成为保障教学的重要议题。这表明教育理念是先导，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核心，具有办学实践的定向意义。近代以来，我国艺术教育领域中的一批教育家，筚路蓝缕探索求真，树立起深刻体现了超越时代前瞻性的崭新教育理念，对艺术教育的发展和艺术院校的创建形成了有益的指导，使其教育有了核心的支点，确立以“教授为灵魂，名师建强校”的理念，使得艺术教育有了质量的保证。
